1968年的初春，我在江阴农村上小学，有一天，在县城上班的舅舅回来了，脸色阴沉，带来一个很恐怖的消息。情况非常严重，远在南京的父亲检举揭发了母亲，母亲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现在重新说起这件事，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可是在当时，在那个特定时间里，“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十分严重，真有一种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收获
2016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