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对“知识”的原初生产稍作考掘，不难知晓“道”与“理”的获得，与古人“观物取象”“格物致知”的运思方式密不可分。阿城《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反复申论，作为华夏文明造型起源之“洛书”“河图”的创制，即根源于此。面对生活世界之诸般物象，由对物象之性的深入观察而比照至人自身及社会之运行规则，是古人确立“应世”之道并进一步形成“思想”的基本方式。
美文
2015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