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中，“行为实施人”不具有刑法规范意义上的非法占有目的，或者至少缺乏全部占有其所主张数额的他人财物的目的；利益补偿要求不能简单评价为以“恶害”威胁；被敲诈者的“恐惧心理”缺乏规范支撑和现实意义。被敲诈者由于先前的失范性行为造成“行为实施人”真实、合法利益遭受侵害的，“行为实施人”继而主张利益补偿的诉求行为，即便以暴力、威胁等手段主张，在排除构成其他诸如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例外后，应该在刑法规范解释的角度考虑将其做无罪化处理。事实上，在“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中，“行为实施人”与被敲诈者之间妥协性、选择性处理方式的提出或者合意的达成往往是双方价值权衡的真实意思表示和倾向性选择，带有民事协商和私法自治的性质，刑法规制并无必要强行介入。当然，“先因型”敲诈勒索行为入罪否定性评价的结论并非绝对，需要辅以特定的规则限制，“行为实施人”利益补偿诉求应当以“一次性用尽”原则为约束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