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的教育制度，只有在民主和平的社会里，才能做得到，行得通。1928年的时候，那时我自己正强烈的对着资产阶级的呆板的教育感到极端的憎恶。因为我从小就是在我哥哥们的所谓“天才教育”之下陶冶下长大的。那时我的脑子里面早已装满了个性发展，反对束缚，启发智慧，突破环境……
重庆陶研文史
2015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