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国学者对立法规划的性质、效力以及制定主体等基本问题，并没有形成共识。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初的立法成就都不是靠规划取得的，实践中立法规划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立法规划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体制以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基本原则都不甚相符。立法规划应当被视为一种立法建议，不应具有指令性作用。立法机关不适宜制定立法规划，应当将立法规划的编制权交给立法提案主体，或者由立法机关的工作机构调研协调后提出一揽子立法建议，交给立法提案主体，并建立沟通协调机制，保证提案与审议之间的必要衔接。《立法法》修正案草案对立法规划的规定是否适当，值得讨论。
政治与法律
2014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