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户籍制度为主导的资源分配和地方治理逻辑下,通过知识精英、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及城市居民的社会标签运作,农民工子女负面刻板印象被固化,导致其地位受损,出现内化污名倾向。面对污名,农民工子女的应对策略包括：建立新的社会分类标准,区别和离弃所属群体,认同并模仿强势群体,以及辨认和展示自我优势。农民工子女身份污名的消除需要从个体、群体以及社会与制度多层面综合介入。
昆明学院学报
201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