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可诉性已经得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以及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中国的法律体系框架下，由于宪法不可诉以及行政抽象行为不可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在国内法院不能获得完全的司法救济。“大调解”将多种调解方式进行有效的整合，强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化解纠纷，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司法机构在法律局限和资源不足方面的缺陷。将“大调解”适用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司法保障的过程中，法院应当确定优先履行核心义务，发挥灵活的能动司法作用，推动立法完善来增强司法救济。
东方法学
2014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