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霞村的时候》在丁玲的创作及人生中具有重要地位。它指示的似乎是光明的前途，但却与作者及其笔下的人物晦暗不明的历史构成互文。作品的毁誉与作家的沉浮，也由此建立了联系。伴随小说的接受及阐释，丁玲不断陷入自我辩解的怪圈，被虚构的贞贞也于文本内外演绎着她的人生故事。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被放逐多年的丁玲，终于等来恢复名誉的通知，而按其指引漂泊在外的贞贞，在后革命的解构文本中，虽无需再承受“丧失民族气节”的指责，却将女性的屈辱和意义的附丽转换成利益的欲求。历史抑或叙述，因此被涂抹上了光怪陆离的色彩。
现代中文学刊
2013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