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俗”文化精神影响下，冯梦龙自觉认同王守仁“无意中感激”的道德教育原则，深刻认识到利用通俗小说挽救世道人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既承袭宋元话本的文本形式，又借助于抽象认识论保持雅文化品格。凌初继承冯氏的“通俗”精神，将其创立的新型叙事模式定型化。强烈的救世意识与争切的娱乐期待效互作用，致使《三言》、《二拍》存在着无法消解的内在矛盾。
中国文学研究
2000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