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唐五代到宋初百年，“四六”创作成绩斐然。李商隐等人开启了骈词俪句引领风骚的新时代。唐末“韦雄割据、各务争胜”的现实需求，为幕府文士提供了特殊机遇，他们“飞文染翰以济霸国”，促进了“四六”骈文的兴盛。“沙陀三王朝”时期，“四六”创作的重心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南方各地。江南文人将辞赋乃至“古文”创作的技巧广泛运用於骈词写作之中，为北宋“四六”的兴盛导夫先路。宋初“四六”继续蔓延，而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更造就了许多“四六”名家。虽说“四六”称盛的文学史意义还有待商榷，但唐、宋文章艺术转型的基因蜕变实际根源於笺表奏疏的基本事实却不容否认。
中华文史论丛
2012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