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有资产法》重新设计了出资人制度，使之类同于“纯粹的出资人”，但这些制度未能按立法者所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本质根源在于立法者忽视了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机构的特殊身份，以及在《企业国有资产法》出台之后仍生效的与出资人机构有关的法规，这些法规所赋予出资人特殊的职权，注定其不可能成为“纯粹的出资人”。为此，必须正视企业国有资产的属性，从立法层面解决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虚位”“越位”问题，对其适当的放权、还权、赋权及分权制衡，才能为不同样态的企业国有资产配置适格的出资人主体，最终使企业国有资产产生最大的经济利润，进而造福于国民。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