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目的探讨公务员人群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bstructive sleep apnea，OSA）筛查、干预的新模式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入选2017年9—12月在广东省一公务员单位门诊部进行年度体检的在职公务员1 241例，对其先进行柏林问卷筛查OSA高危患者，然后采用3型便携式睡眠监测（home sleep testing，HST）仪对高危人群进行OSA诊断。对诊断为OSA的患者进行免费的持续气道正压通气（continuous positive airway pressure，CPAP）干预、随访。分析该职业人群中高危OSA患者睡眠监测接受度，OSA患病率，CPAP初始治疗应答率和依从性趋势及影响因素。结果共1 036例公务员职业人群完成了柏林问卷筛查，其中22.0%（228/1 036）柏林问卷阳性，被认为OSA高危患者。对228例OSA高危患者进行免费的HST筛查，32.5%（74/228）拒绝行睡眠监测。154例接受睡眠监测，103例最终被诊断为OSA，其中轻度41例（40.2%），中度35例（33.3%），重度27例（26.5%）。在公务员职业人群中估计的OSA患病率为9.9%（103/1 036）。为所有的OSA患者提供免费的自动调节的持续气道正压通气（auto-CPAP）治疗，仅有55.3%（57/103）接受初始CPAP治疗。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接受治疗与OSA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OR=5.65，95%CI：1.007~31.693）；与简明健康状况调查表（36-Item Short Form of the Medical Outcomes Survey，SF-36）中一般健康状况评分呈负相关（OR=0.968，95%CI：0.938~0.998）。自我决定的行为干预和不需要治疗的自我观念是不接受治疗的原因。第一周初始CPAP治疗随访，70.2%（40/57）患者依从性≥4 h/晚［平均为5.0（4.0，6.0） h/晚］；17例（29.8%）<4 h/晚［平均为0（0，2.0） h/晚］。单因素分析显示，入睡困难，焦虑、抑郁障碍，存在戴机的不良反应者（鼻罩不适感以及憋气感）依从性更差。长期依从性逐渐下降，至2年随访期，仅有22.0%的患者依从性良好。结论即使给予免费的睡眠筛查及疾病干预模式，睡眠筛查、CPAP治疗接受度仍低，CPAP治疗短期及长期依从性差。ESS评分、是否患有高血压以及对疾病的认知影响对睡眠监测的接受度。精神心理因素以及存在戴机的不良反应影响CPAP治疗依从性。
出版日期
2021年06月25日（中国期刊网平台首次上网日期，不代表论文的发表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