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中国与欧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五四”带给我们众多命题中绕不开的一环,如果说前者侧重的是文化民族区域性差异,后者侧重的则是文化时间性差异,在“五四”先驱们以《新青年》为阵地热烈甚至偏激地重建中国人与一切事物的想象性关系时,这些名词屡见报端。他们是冲动的,拿来即用,有时候甚至是矛盾模糊的,这也使我们当下一些学者在评述此段历史时存在模糊性的说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五四”人反传统是为了中国文化现代化,而非西方化,宣扬西方是手段不是目的,这场以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为目的的运动充满着“中国方法”。文本试图从《新青年》杂志入手,谈一下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五四”人在打破一切,构建中国新的意识形态时,充满着怎样的“中国思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