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本文以2002~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群体性事件研究立项项目为研究样本,运用文献计量法从立项数量、立项类别、立项学科、立项单位和地区、所属系统、课题负责人职称等六个方面对群体性事件研究的基本状况进行了回顾分析。统计分析发现,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研究立项呈现增长趋势。通过对研究主题分析后发现,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研究的热点主要集中在对群体性事件的宏观综合层面、网络群体性事件、环境群体性事件、少数民族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法学相关研究等五个方面。随着新媒体技术和应用的快速发展,今后群体性事件将向着复杂化、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建议加大多学科交叉研究力度,推动群体性事件研究再上新台阶。
简介:近年来,纸媒休刊/停刊的消息不断传出,讨论纸媒能否存活以及存活多久意义不大。究其根本,纸媒难以为继源于用户的选择。以新浪微博和知乎平台上自2017年1月1日到2017年12月31日社交媒体用户关于'纸媒退出''报纸停刊'的热门微博和热门评论作为样本,结合纸媒经历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静态语境以及社交媒体中特有的网络文化动态语境进行研究,可以探索传统纸媒'为何'退出的深层次原因以及勾勒出纸媒'如何'退出的路线图。考察用户语言的文本构成与话语实践,能够发现读者话语背后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与意蕴。针对纸媒存在的问题,可以引入广义新闻、积极使用移动互联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手段。
简介: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日渐普及,乡城迁移者也逐渐利用社交媒体构建起社会关系网络,这些共同影响着农民工的自主意识与身份认同,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是这一过程中或隐性或显性的重要因素,成为乡城迁移者获取生活、工作资源的途径。本研究立足社会资本理论,剖析位于北京朝阳区金盏乡——乡城迁移者聚居地的皮村中乡城迁移者社交媒体的建构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和身份认同的复杂关系。研究发现,社交媒体的使用帮助乡城迁移者构建了社会关系网络,扩大了社交圈子。然而由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现实安排,社交媒体及其嵌入的社会资本未能带来乡城迁移者身份认同的改变。身份认同更有赖于法律地位的赋予而非心理的认知。
简介:移动直播行业在过去由于缺乏完善的市场规则,劣质低俗内容充斥其上,网络信息野蛮生长,资本逐利跑马圈地,使得网络主播被污名化。污名并不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现象,而是像多数社会学研究概念一样具有历史性。基于戈夫曼开创性提出的污名概念,通过对网络主播进行长达三年的网络民族志研究,展示网络主播与直播内容是如何促使局外人对他们进行污名化的,从媒介研究领域扩展关于网络主播污名产生于何处、由谁产生以及出于什么目的的问题。通过粗鄙冷嘲热讽的弹幕行为和暧昧挑逗调情的打赏行为两种污名化新媒体使用依赖,揭示移动互联应用技术是如何影响羞耻感的消失。同时以'正能量版块'反污名宣传和移动直播行业的自律公约,显示污名如何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和自我污名的伦理困境所具有的理论意义。
简介:随着大量陌生人成为微信联系人以及用户隐私担忧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用户对社交媒体产生倦怠情绪。为了解社交媒体倦怠的原因和带来的影响,研究以微信朋友圈为例,采用问卷调查法采集一手经验数据(N=486),从社会交往压力视角出发,基于压力源-负担-结果(SSO)框架,构建社会交往压力源、社交媒体倦怠和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模型。研究发现,社交过载和信息过载压力源正向影响社交媒体倦怠,而隐私关注和消极社会比较不影响社交媒体倦怠。此外,社交过载、信息过载和隐私关注(压力源)会通过影响社交媒体倦怠(负担)进而影响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结果),社交媒体倦怠在社会交往压力源与结果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最后,社交媒体自我效能感也会影响社交媒体倦怠与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意向的关系,在两者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
简介:2012年度“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调研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国电影观众,并在亚、欧、美主要国家集中采样,取得了十多万条统计数据,在广泛性和针对性上取得了平衡。2012年度调研报告通过数据,描绘了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传播现状。报告不仅是对2011—2012年度中国在文化强国建设上制定相关政策、采取相关措施的回应,也是对入世十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国际影响力状况的梳理与总结。报告认为:相对美、英、法、日等电影输出大国,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文化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但是,外国观众普遍认为中国电影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逐渐增长。中国电影在电影故事、电影音乐、电影哲学等方面有较高的辨识度,具有独特的魅力;同时在电影故事、字幕翻译、宣传推广等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最后,报告对中国电影如何增强国际影响力提出了独特的见解。
简介:本研究使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人民网》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新闻报道中的“冲突框架”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些重大事件主要涉及的议题是“政府问题”;冲突主体主要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倾向于诉诸“暴力”来化解冲突双方的矛盾,冲突原因主要是“利益因素”,冲突结果对事件主体的个人影响主要是“影响个人名誉”和“个人地位或职位的变化”;冲突客体主要属于“农民劳动者阶层”和“未知名阶层的民众与其他”,倾向于诉诸“非暴力”策略来化解冲突双方的矛盾,冲突原因主要是“利益因素”和“情感性因素”,冲突结果对事件客体的个人影响主要是“精神伤害”、“经济损失与赔偿”和“失去生命”;重大事件的社会影响主要是“真相的揭示或遗忘”和“政府的合法性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