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美国,新闻媒体依靠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力,成为与政府、国会、最高法院配合行动的“政府的第四部门”,影响着美国的政治政策乃至政治结构,它们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同时,也依赖于政治、受制于政治权力。一、美国法律与新闻媒体美国是一个强调民主与自由的国家,在这个国度里,新闻媒体也享有着宽松而广泛的自由。媒体可以把总统称为“骗子”,也可以将议员称为“猪”,他们可以窥探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政客的隐私,也可以将通过某种渠道所获得的政府机密公诸于世(“五角大楼文件案”)。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胆量,主要还是由于其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美国宪法和法律的直接保护。
简介: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理论自四十年前创立至今,大多数研究都专注于政治传播领域的问题。该理论是否能如同在政治传播领域一样,在商业企业传播中得到体现?为回答此问题,本文基于对国内新闻媒体及其企业报道的分析,辅之以对在华跨国企业声誉的测量及分析,首先分析了第一层级的议程设置效果,并发现媒体对企业的报道数量与公众对该企业的认知度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其次,本文分析了第二层级的议程设置效果,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媒体显著度与公众对跨国企业参与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认知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并发现媒体上的企业正面报道影响公众对该企业的正面感知不明显,但媒体上的企业负面报道能较为显著地影响公众对该企业的负面感知。
简介:互联网自诞生就以信息的储存、传递与共享为要义,其存在依靠每一个用户作为参与者的贡献。作为一种媒介技术,互联网经历了Web1.0、Web2.0到Web3.0等数次演变,从挑战传统信息控制、颠覆传播关系、重建媒介权力生态等不同层面冲击着大众传媒对信息的垄断权。人工智能作为当下互联网技术发展的重心,广泛介入网络媒体的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域。在此媒介发展背景下,需要对作为大众传播时代经典范式的拉斯韦尔模式进行反思,互联网媒介重新诠释了拉斯韦尔模式的各个核心要素,以其变革力量重塑这些要素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从传受关系来看,新闻写作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变革了新闻传播生态。人与技术的'座架式'关系取代了大众传播中的发送者-接收者之间的二元关系。人工智能技术强大的数据信息统计、存储、采集、分析功能,以及精准的信息传播能力,取代了传统媒体的'发送者'主体地位,同时也几乎掌控了普通受众作为'接收者'的信息、娱乐、社交,这恰恰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力量对现代传媒稳固结构的内部拆解。传播渠道方面,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媒介'层出不穷,网络媒介几乎不需要有'专业化'的传媒人的操作,人工智能既可以替代记者、编辑对信息进行智能把关,还可以替代媒介经营人员,实现注意力变现与媒介营销。传播渠道的专业化壁垒被打破,组织结构全面革新,并由此带来行政规制的普遍失效。在互联网'用户创造内容'(UGC,UserGeneratedContent)的信息生产模式下,'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传者'成为可能。网络内容的用户自生产消解了大众传媒的内容生产权。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求的一系列行业规范被颠覆和抛弃,新闻机构的品牌享有与受众覆盖越来越难以兼得。这直接导致传播效果的指向性模糊
简介:社交媒体时代,假新闻的概念所指、生产方式及社会影响,均与大众传播时代表现出本质的不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新旧媒介作为技术座架的差异。研究将假新闻放置在人类交流的视野中,探究其与社交媒体的关系,并从主体性、主体间性与人机关系三个维度展开批判,得出如下结论:认知心理层面,假新闻通过一系列文本话语策略对公众实施'远距离操纵',撩拨社会情绪,刺激态度分化以瓦解理性共识;生产关系层面,假新闻规模产业剥削数字劳工,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商品化;人机交互层面,机器不仅成为交流过程中的普遍中介,而且自身也成为参与者。机器人假新闻将前两种隐喻的消极后果推进到极致的同时,也造成人类主体性地位的陨落与主体间关系的迷失。社交媒体作为一项技术,为人类敞开的是一个爱欲扩张、事实退场、信息商品化加剧、虚拟与现实生活混淆的世界,其致命弱点在于无法保证沟通与互动的真实性。而它遮蔽的恰是被传播研究长期忽视的'身体'问题。因此,研究认为'重拾交谈'可以视为抵抗假新闻对日常生活干扰的一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