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基于2010—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评价的样本,通过混合效应的Logistic模型探讨企业内部控制评价对审计意见偏差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企业内部控制实施评价和审计之后,得到评价程度较高的企业出现审计意见偏离真实情况的概率更小。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实施内部控制评价程序会增强原有审计业务资源投入减少审计意见偏差的趋势,以及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审计意见偏差增大的趋势。事务所对企业内部控制的评价测量了企业报告真实情况的环境,减少了审计意见偏差的产生,通过业务资源的＂溢出效应＂和认知资源的＂补充效应＂降低了审计意见偏差产生的概率。

简介：本文利用2008--2012年国有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将高管腐败根据监管部分发现的可能性分为显性腐败和隐性腐败，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1）对于显性腐败，在中央国有企业中高薪可以抑制显性腐败，在地方国有企业中高薪不可以抑制显性腐败；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弱化了高薪对显性腐败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与地方国有企业之间的差异，并且处在高市场化地区的地方国有企业，高薪表现出抑制显性腐败的功效。（2）对于隐性腐败，高薪不能够抑制隐性腐败，并且高管薪酬与隐性腐败具有正相关关系，支持了管理层控制论；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和管理层权力的降低，高薪表现出了抑制隐性腐败的功效。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政府解决腐败问题不能盲目照搬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制度，应注重加强建设激励和监督并重的治腐机制。

简介：国家经贸委主任盛华仁表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一定能够在今年实现。据《科技日报》报道,去年,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增长和搞好国企的政策措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扭转了因受亚洲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利润下降、亏损扩大的局面,使国企三年改革与脱困出现了转折性变化。这些转折性变化有五个方面:———综合运用各项政策措施,推动了国企改革与脱困工作。去年中国加大企业兼并破产政策的实施力度,出台了债转股和增加技术改造贴息等重大措施,不仅促进了当年企业经济效益的明显好转,也为实现国企三年改革与脱困目标乃至长远发展奠定良好基础。———控制总量初见成效

简介：以A股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投资效率的角度考察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的实施效果，并进一步检验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尤其是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并且这种影响对处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地方国有企业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能够通过抑制非效率投资来促进地方国有企业价值的提升。

简介：运用《新财富》2003-2012年"最具影响力研究机构"、"最佳分析师"排名数据和2004-2013年分析师行业和公司评级数据,检验不同声誉分析师的行业和公司评级联合的信息含量。研究发现,非顶级券商非明星分析师月一致行业评级和月一致公司评级均调高到优组合能产生更高的显著为正的超常回报,顶级券商明星分析师月一致行业评级和月一致公司评级均调低到差组合能产生显著为负的超常回报。

简介：考察R＆D投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生产效率。以1999-201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中国各地区相继出台的人才引进政策为工具变量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平均而言,R＆D投资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或者处于知识产权保护较好地区时,R＆D投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研究表明,R＆D投资的效果依赖于内部创新效率与外部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拓展了R＆D投资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相关文献,也对政府制定人才引进与创新政策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简介：从外部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考察媒体监督对中国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公司的内部控制改善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来自权威媒体的负面报道更能促使公司改善内部控制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较大的企业经济影响力削弱了媒体的监督效应。研究发现对于理解外部监督机制中正式机制与非正式机制的互补关系,进一步发挥媒体监督在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中的作用有一定的启示。

简介：从财务报告质量角度出发,以我国2007—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财务报告质量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地将投资效率分为投资不足与过度投资两种,分析财务报告质量对这两种不同投资状态的影响,结果表明：财务报告质量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并且投资不足与财务报告质量显著负相关,即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使得企业投资不足现象减少;财务报告质量对过度投资的抑制效果不明显。

简介：基金的可赎回权是投资者减少基金代理问题的重要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06—2010年中国偏股型开放式基金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发现基金治理机制越弱,基金投资者会越倾向于在基金业绩较好时赎回其持有份额,即产生基金净流量,基金内部治理机制的改善可以减轻负相关关系,从而有利于基金规模的健康发展。本文的经验证据一方面表明基金投资者的赎回权是重要的治理机制,另一方面表明我国基金治理机制的改善是促进基金业健康发展的必有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