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年来,＂一核多元＂治理模式被视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大成果,但实质上这种新治理模式只是传统全能型治理的延伸和升级,以此为基础的社区治理法治化,只会产生一种＂翻新＂的威权主义治理。在社会系统论视角下,社区多元民主治理的动力来自现代社会的功能分化,这种分化的不足或者负外部性都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公共性问题。社区社会公共性的发育,不仅需要多元民主治理结构的形成,而且还需要推进社区治理法治化。多元民主治理结构的形成和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推进都需要社区社会公共性来支撑。社区治理法治化既是多元民主治理结构形成的重要机制,也是社区社会公共性发育的重要支柱。简言之,多元治理结构、社会公共性和治理法治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三驾马车＂。

简介：非讼事件与诉讼案件确实难以区分，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研究。[1]我们不能给予同时性这概念以任何绝对的意义；两个事件，从一个坐标系看来是同时的，而从另一个相对于这个坐标运动着的坐标系来看，它们就不能再被认为是同时的事件了。[2]

简介：保兑仓业务是国内金融资本市场近年来为保证资金流转安全、维护商业银行利益而产生的新型金融服务项目。保兑仓追偿权是指,当产品购买方在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前不能归还保兑仓协议项下承兑汇票保证金以外差额部分款项,产品出卖方以约定的回购方式向金融机构承担担保责任后向产品购买方行使追偿权应当得到支持,这一权利设置的目的在于维系保兑仓业务金融模式的利益平衡。在其他担保主体替代仓储方提供担保的非标准保兑仓模式下,出卖方承担回购责任后依然有权向购买方追偿。

简介：所谓权益一体保护模式,是指一国法律在保护权益时不将权益区分为权利和其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而予以一体保护的模式,其中以法国侵权法最为典型。所谓权益区分保护模式,是指一国法律在保护权益时将权益区分为权利和其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并给予不同程度保护的模式,其中以德国侵权法最为典型。在权益的保护上,是采取权益一体保护模式还是权益区分保护模式,采取不同的保护模式是否会对权益的保护产生实质性影响等问题,是实现侵权法对权益保护应解决的首要问题。藉由两种保护模式的比较研究,探寻一条适合我国侵权法上权益保护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违法性展开与限制因素的运用。

简介：作为2012年刑诉法修改亮点之一的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选择了由检察机关直接对所附条件进行考察的立法模式。这种由检察机关直接考察模式，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造成所附条件的设定机关、考察机关（执行机关）、效果评估机关同为检察机关的尴尬局面；其次，对所附条件的考察还涉及矫治和教育内容，而对于这一领域完全陌生的检察机关能否胜任这一要求，尚难确定。虽然“检察机关直接考察模式”缺陷明显，但不宜全盘否定，而应以修正主义态度，对其关键环节进行合理修复来完善之，进而实现考察主体从单一到多元、考察方式“从一刀切”到多样化、考察内容从模糊到具体、考察制约从集权到制衡的华丽转变。

简介：我国警察执法监督在程序启动、主体介入、对象内容、过程参与等方面亟待完善。在监督体系上尚不严谨,存在内部监督中立性不足、同体监督公信力不足、异体监督实效性不够等缺陷。当前应以行政检察改革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契机,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对警察权控制的功能优势,明确检察监督和监察监督的权限分工、程序方式和衔接制约机制,形成重大复杂警察执法争议案件对事对人双保险、违规违纪违法犯罪全程覆盖的新型监督模式。

简介：关于强奸罪,中国与德国分别采取了＂违背意志＂与＂强制手段＂的入罪模式。在批评者看来,前者过于依赖主观心态而难以界定处罚范围,后者过于依赖客观行为而存在法律漏洞。英美法系的肯定模式与否定模式因而分别受到了中德两国学界的关注与引入。然而,由于犯罪主观要件理论在两个法系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移植英美模式将与中德两国的现行刑法理论体系产生冲突,无法发挥预期的效果。德国在2016年通过修正《刑法典》第177条,确立了否定模式为主导、＂心理恐惧＂模式为补充的混合模式。但是可以想见,未来司法实践中的主导与补充关系将颠倒过来;在中国,＂违背意志＂模式实际上由＂违背意志＋心理强制＂这一新的理论解释模式所取代。可以说,中德两国的入罪模式日趋靠近。

简介：“河长制”是党政负责人主导下的流域协同治理制度,是基于科层制环境管理体制之不足而创设的水环境治理制度,具有明显的问题应对特征。“河长制”的规范建构应当从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双重视角加以考量。党政负责人主导、相关职能部门协同配合、层级管理、目标责任与相应的工作保障机制共同构成了制度的主要内容。“河长制”在当下的流域水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仍然面临权责配置边界不清、权力依赖特征明显、共治精神不足、与相关配套制度衔接不足等制度困境。对于这样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新型水环境治理制度,应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践的辩证法观点,肯定其在当下中国水环境治理中的正向作用,同时通过相关环境政策和环境法律的衔接、多元共治精神的引入,实现“河长”职责的明晰化,建立党政主导与多元合作治理的协同、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的协同,为这一制度注入更多的法治品质,消解其逻辑悖论。

简介：实证调查表明,我国在贿赂犯罪侦查实践中,形成了初查阶段将被调查人作为证人询问以突破口供的模式,多数被调查人在立案前做出供述,取得了较好的侦查效果,成为侦破该类犯罪的主要模式之一。其内在成因在于法定讯问时间短,缺乏有效长期控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手段,以及实践中对立案的严格控制。然而,其面临滥用询问证人程序、控制被调查人人身自由时间过长、疲劳审讯等合法性质疑。实践中有必要完善该模式,包括严格限制询问时间,询问证人只是为讯问突破口供提供线索而不是直接为了突破口供,同时,应保障证人供述的自愿性、调整立案标准等。

简介：与传统报应或预防性刑事司法的单一目标不同，恢复性刑事司法以广泛的社会修复为目标，因此在其实践中必将面对各方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所引发的冲突，从而陷入多元价值的选择困境。传统的刑罚目的观念无法解决恢复性刑事司法的价值选择，只有新报应主义刑罚目的刑罚纯粹化的观念，能够与恢复性刑事司法去刑罚化的内涵相互印证，相互衔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通过其内含的“具体正义”、“均衡”要素，完成了对传统报应性刑罚观的修正，并使恢复性刑事司法制度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最终达成社会修复的目标。

简介：对未成年犯进行有效矫正并预防再犯罪，帮助他们回归社会的同时警示其他未成年人，无疑是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中的重要举措。本文从未成年犯的服刑矫正过程切入，以浙江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浙江省女子监狱以及浙江省社区矫正中的未成年犯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与个别访谈的方法，对未成年犯的矫正质量进行调查分析．并根据调查结论与未成年犯的身心特点，构建了未成年犯个案矫正模式及其针对性的矫正项目．具体包括再犯预防教育、生涯规划与职业技能培训、社会技能训练、心理矫治、家庭治疗第一

简介：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存在数额绝对化的缺陷，也有“数额＋比例”模式因把比例纳入其中带来的处罚漏洞等问题。《刑法修正案（七）》虽然解决了数额绝对化的问题，但由于仍然将比例纳入犯罪成立标准中，导致了缺乏理论依据、存在处罚漏洞和处罚结果的不合理等问题。应当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比例从偷税罪的成立条件及量刑标准中删除，而在偷税罪中采用单一的相对化数额标准。

简介：任何一个社会中都存在多种规则系统，社会秩序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这些规则系统之间通过相互交往实现社会的有序化。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的规则交往基本上是一种替代型的规则交往，呈现为用法律替代习惯的社会规则交往方式，这种交往方式试图实现一元规则为主导的社会秩序治理。这种规则交往方式在当代中国社会中面临着两个方面的现实危机，善治理念提倡一种参与和共治的思想，基于这种理念，社会规则的交往应当生成一种共生型的规则交往方式，这种方式能够体现善治理念的基本要素，有助干宴瑚善治殚念的甚本目标。

简介：我国《民法通则》一方面以民事法律行为要件的形式概括规定了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另一方面又列举规定了民事行为无效、可变更可撤销的具体情形的立法模式存在严重的逻辑空白。这种立法模式有违意思自治，也与各国立法的普遍选择相悖。民事行为有效具有先验性，是不能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的，立法不应从正面规定民事行为的有效要件。民事行为一经成立即应推定为有效，法律另有规定或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简介：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前身是北京商学院法律系，始建于1987年6月。在十几年的发展历程中，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社会发展变化的需求，不断探索和推进法学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在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形成了自身明显的特色和优势。以下就我院在法学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思路、作法和遇到的问题谈几点体会。

简介：从法律比较的角度来看，用人单位规章的制定存在着工厂协议模式、劳动者有限参与模式、用人单位单独制定模式。与此相应，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用人单位劳动规章效力控制模式，三种不同的用人单位规章效力根源说明模式。上述不同模式的存在首先不是逻辑演绎的结果，而是劳资共决观念、工厂协议制度、工会体制以及国家干预劳动关系的传统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我国劳动法律发展过程中，集体自治色彩得到提升，但依然不足以保证用人单位规章的合理性，有必要引入公权力的合理性审查干预。其审查应从有关客体是否属于劳动规章的调整对象，劳动规章的内容是否妥当两个角度展开。目前我国用人单位规章的制定实际采纳了规范理论模式，但其应逐渐向通过工厂协议制定用人单位劳动规章的模式发展。

简介：从类型学出发，刑事诉讼立法表现为对立的两种理想类型：一是价值导向性立法模式；二是技术性立法模式。《刑事诉讼法第二修正案》的修法活动实为一种类价值导向性的立法。其特征为：政策与法理短路相接导致法律内部的紧张与对立，进而造成致力于精确性和明晰性的立法技术在立法中的有限应用，乃至反向利用。最终致使《第二修正案》在形式、结构与内容上均存在明显的技术缺陷。欲对其予以弥补和完善，须从价值导向性立法转向技术性立法。

简介：批捕在我国是审判前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剥夺，是最严格的强制措施，在审查批捕阶段听取嫌疑人及律师意见是正当程序的要求和体现，顺应了羁押司法审查模式改革的潮流。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对嫌疑人进行审前羁押都有严格的司法审查制度，侧重对嫌疑人的正当权利的保护和救济。我国目前批捕羁押审查制度不能全搬照抄西方的模式，应基于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简介：实证分析表明，大小非解禁虽然已持续近两年的时间，但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然而，变革中的市场、法律和政治所形成的合力将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总体上从高度集中模式向相对集中模式逐渐转型。我国上市公司现阶段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阻碍了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引发了较为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股权结构的转型为公司治理问题的缓解提供了契机。相对集中的股权结构有多种类型，比较而言，既有控股股东又有制衡股东的股权结构更有助于改善公司治理绩效，因此，它应当成为大小非解禁过程中政策引导的目标。

简介：2012年3月起，经国家工商总局批示同意，广东省商事登记改革试点正式启动，以放宽登记住所、资本及营业范围限制为亮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放权、低门槛准入。“宽进”的登记模式是对过去一味强调政府理性的摒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个人理性和行商权的自然回归。“宽进”后的“严管’，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行政管理”，而是对有限政府的服务性职能的彰显。改革所折射出的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协调与互动，必将成为影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的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