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是学理上对行政管理行为的一种基本分类。然而,对究竟什么是行政行为,什么是事实行为,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到底有哪些区别。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量刑事实和量刑证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事实的证明成为量刑程序的核心问题，确立量刑事实的证明规则才能适应量刑程序改革的需要。量刑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与定罪证据有所不同，具有盖然性的关联性的材料即可成为量刑证据。对量刑事实中的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应进行严格证明，而非犯罪事实则适用自由证明法则。非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的举证责任由控方承担，并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非犯罪事实由主张者承担举证责任，只需达到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简介：我国刑法规范在内容设置、体系协调、规范衔接等方面存在诸多的缺陷与不足,逐渐成为掣肘刑法规范指引作用与惩罚效果实现的重要因素。即便目前采取频繁立法以及修法的策略也难以消解这一现实困境。随着世界范围内评估机制的兴起,在刑法领域积极建构刑法规范科学性评估机制能有效反馈刑法规范的实际运行效果、进一步促进刑法资源的合理分配、合理调控犯罪圈的大小。在具体评估方案的建构中,可以将刑法规范划分为＂立法前刑法规范科学性的预期评估＂和＂立法后刑法规范科学性评估＂两种类型,具体确定不同类型的指标体系和评估值,在评估主体上也应进一步确定＂多元主体＂的合理范围。

简介：集体协商作为解决劳资冲突、达致产业和平的社会发明，在中国各级政府主导下迅速发展。但实质意义的协商并未普遍实现。究其原因，政府干预过度的纵向一体化协商模式难逃其咎。鉴于此，以协商自治为前提，在劳动基准法等多项制度性约束条件下，充分考量成本和效益，是政府干预应有的制度逻辑。政府立场在回归“中立权力”的基础上，应统合劳资利益，采取调和式干预策略。

简介：“我就是想为平利办企业出点力”“我是个穷苦出身的乡里人，看到县上招商引资那么艰难，兄弟姐妹外出打工那么辛苦，我就想把在外边打工挣的钱带回来，为平利办企业出点力，让兄弟姐妹在本地打工挣钱。”龙云庭说起自己创业的经历。就给人一种真诚实在的感觉。

简介：<正>公安机关制作的叙说类司法文书,大都涉及“犯罪事实”的叙述,特别是一些常用的文书,如《呈请拘留报告书》、《提请批准逮捕书》、《预审终结报告》、《起诉意见书》和《免予起诉意见书》等,均以叙写“犯罪事实”为其主要组成部分,因此,“犯罪事实”叙写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公安机关许多司法文书的成败,关系到案件的侦审处理的质量和效率问题。那么,怎样才能把“犯罪事实”叙写好呢?笔者认为:一、要从案情的实际出发,采用合适的写法。犯罪现象纷繁复杂,案情千变万化。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以下几种:(一)一人犯

简介：欧文·费斯（OwenFiss）先生是耶鲁大学最资深的Sterling讲席教授，长期在耶鲁大学讲授程序法、法学理论和宪法。他著述颇丰，是美国法学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的少数几个法学家之一。改革开放以后，费斯曾访问中国，帮助多名中国学生留学耶鲁大学法学院并取得法学博士学位。本文基于作者于2011年3月1日在天普大学毕斯里法学院Arlin＆NeysaAdams宪法学讲坛的演讲成稿。感谢费斯教授授权本刊请黄正东博士将其翻译成中文发表。

简介：<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我国关于股份制企业组建和试点的一整套政策、法规颁布了。其中,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于1992年5月15日颁发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是核心内容。它们的问世,标志着我国的公司开始走上了法律规范化的道路。两个《意见》解决了哪些公司立法中的问题?有什么特色?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司立法?本文就上述问题谈一些看法。

简介：进入21世纪后，美国各级联邦法院在专利方面的判例出现新的趋向。Bilski案判决对方法类可专利主题的限缩和KSR案判决对非显而易见性标准的收紧，说明专利授权条件趋于严格化。而eBay案对永久性禁令适用转趋谨慎的态度和Lucent案控制侵权赔偿数额的努力，说明专利侵权责任趋于缓和化。判例法的上述变化标志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专利扩张周期行将结束，美国专利法可能处于从扩张转为限缩的拐点。美国的法制实践对我们不无启示：专利保护的重心在于司法，我国当务之急是提高专利审判的司法能力和改善外部法制环境。以修法方式系统性地提高专利保护水平，则应缓行。

简介：<正>刑法学界普遍认为。犯罪古典学派(俗称“旧派”)与犯罪实证学派(俗称“新派”)的基本分歧之一是:前者认为犯罪是基于自由意志所选择的结果,强调犯罪人的道义责任;后者则反对自由意志论,主张决定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贝卡里亚,这位公认的“犯罪古典学派的始祖”因而被人当然地视为自由意志论者和报应刑论者。美国近年来出现的

简介：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作为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引起了法学界、司法机关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国内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事诉讼费用制度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并对如何改革和科学构建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意见和主张。本文限于篇幅无法对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

简介：一、惩罚性损害赔偿在英美法系的侵权行为诉讼中，在加害行为恶性较高的情况下，作为对加害者的惩罚或以一般抑制效果为目的，在通常的补偿赔偿(compensatorydamges)以外被承认的慰谢金即“惩罚性损害赔偿(punitivedamges)”，在日本现行法上并没有得到承认。但是在学说上，肯定惩罚性损害赔偿的见解正在增多。作为立法论，被认为在局部的领域里有导入惩罚性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简介：在目前利益多元、矛盾激烈、诉求途径有限的情况下，在矛盾双方或多方之间展开对话是寻求根本解决群体性事件办法的必经之路。而对话的本质是沟通、协商和理解。展开对话就是给予双方沟通的渠道，通过协商达到最小损害的结果。对话以合法、诚实、互信、守信为原则，以理性、合法、不超越底线为条件。不同的事件需要不同的对话主体，不同的对话主体会产生不同的对话效果。在群体性事件处置中，对话具有多种功能和类型，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巧妙地运用对话，以实现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效果。

简介：自由与平等是正义的两个基本要素,但二者并非总能在同一方向上形成合力。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正义的自由向度,然而,由于以经济赔偿为主要和解途经之一,其平等性受到质疑。刑事和解制度并不是以减轻或消除贫富差距为目标功能的分配性制度,社会环境中的经济资源不均衡现象会在该社会的各种具体制度上留下影子,刑事和解制度能够为平等性做出的进一步努力是:在无损公共利益和符合双方自愿原则的前提下,根据社会中绝大多数成员可以负担的经济范围确定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案件范围,并建立其他辅助性制度。

简介：事实推定都是有基础事实的推定,都是可反驳的推定.事实推定同利用证据进行证明一样,是诉讼证明的一种方法.事实推定可以降低证明的难度,可以有效打击犯罪.对主观方面(如故意、明知、目的等)的证明可以使用事实推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某行为的证明也可以使用事实推定.对事实推定的反驳不宜规定过高的标准,只要有合理的可能性即可.事实推定的运用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则和程序.该程序应当保证被推定人的知情权,为被推定人提供充分反驳的机会.

简介：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庭审案件事实认定的顺序与侦查程序的证据调查顺序基本一致，均以被追诉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作为开端，“口供作为证据之王”仍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审判中立的基本要求以及证据认知的基本规律，使案件事实的认定易于出现偏差，甚至影响到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革除以上弊端，调整被告人口供在事实认定中的顺序，提升其他证据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的位次，构建具有层次结构的案件事实认定的证据调查体系，使案件事实认定程序符合证据的认知规律，也符合案件事实被“证明”、“解读”和“串联”不断递进的逻辑思维顺序，从而提高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率。

简介：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新时期对党的性质、宗旨和历史任务的全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创造性阐发，它指明了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求即社会历史的进步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工作阶级先锋队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生动体现；明确了我们党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从而极大地拓展也了人民群众范畴扩充了党的群众基础；揭示了党的力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根

简介：美国破产法上的衡平居次规则基于衡平法上的公平、正义理念，允许审理破产案件的法官对破产债权的分配顺位作出劣后调整。最高院2015年3月公布的典型案例“沙港公司诉开天公司执行分配方案异议案”，首次以判例的形式承认了美国法上衡平居次规则的借鉴意义。该案之后，我国破产法应否引入衡平居次规则成为一个学理上亟待解决的问题。虽然衡平居次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现行《公司法》法人格否认制度和《破产法》撤销权制度、无效制度的不足，但鉴于目前对衡平居次规则理论基础和更为具体的规则适用事由研究论证和经验积累的匮乏，以及衡平居次规则本身的局限性，认为无论是立足于必要性还是立足于可行性视角，我国破产法当下应引入衡平居次规则的观点都难谓妥当。

简介：<正>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事物的本质特征有三个特点:(1)它是事物表现出来的本质,即它能为人们的直觉所把握;(2)它是事物本质的直接表现,即通过它能了解事物的本质;(3)它是一事物特有的标志,即它可作为区别一事物与他事物的标准。据此,我认为我国刑法学界流行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的提法值得商榷。犯罪的本质特征应是“应受刑罚惩罚性”。所谓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指的是“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犯罪学的科学结论,但它揭

简介：<正>一、分化的现象(一)传统意义上的人民调解传统中国是一个大的熟人社会,这注定了传统的民间调解主要是借助宗族、村落中有声望的长老、大家长的权威,平息纷争,缓和矛盾。这种调解效力主要依靠长期以来共同生长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组合而成的社会所具有的内生自治力。加之,在主张德主刑辅的传统社会,儒家教化之下的民众持有厌讼心理,大量民间纠纷得以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