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中国自1994年正式接人国际互联网,在短短的19年时间里,中国成为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2]但随之而来的网络犯罪充斥着整个虚拟空间,并呈逐年增长趋势。[3]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犯罪,司法实践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一是立法者对虚拟世界的立法关注不足。当前网络法律体系以初级互联网为基

简介：打击恐怖主义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点合作内容,作为由中国主导的重要区域性国际组织,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推进反恐合作有助于为我国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提升我国在全球反恐中的地位,对我国反恐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通过制定文件或条约、设立区域反恐机构、开展联合反恐演习等方式,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这种区域合作模式不仅维护了本地区的安全稳定,也为全球反恐行动提供了合作的样本。今后,上海合作组织应当结合本地区恐怖主义犯罪发展的新态势,细化合作的法律规范和行动机制,加强反恐人员和技术领域的合作,积极开展在互联网领域的反恐合作,及时跟进在经贸文化领域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发挥区域合作的优势,形成全球反恐行动的合力。

简介：在法律规定较为原则的情况下,司法实践对环境侵权案件在侵权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问题,已经形成了值得肯定的做法。但对酌定确定损害赔偿额的,法院应当通过释明保障当事人知晓和辩论的程序利益。对污染导致身体疾病案件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证明责任倒置、疫学因果关系证明、合比例认定原则等降低受害人证明责任。

简介：在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侵权人往往会通过各种方式转移财产，逃避赔偿责任，构成刑事犯罪的侵权人还会因服刑而丧失赔偿能力，以致受害人索赔无门。于是向侵权人的配偶主张连带赔偿责任越来越多地成为受害人的选择，而其中的责任划分、法律关系辨析等逐渐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作者认为，在侵权损害赔偿之债中，判断配偶应否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除了夫妻共同债务认定的两个基本标准的通说外，还应从侵权入的主观过错角度把握两个特殊标准。

简介：本文引用厦门地区法院司法实践的4个案例,说明在纠纷解决过程中,习惯对法律空白填补、当事人利益衡平、接近正义等司法目标的实现,与制定法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可以在纠纷解决上积极促成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双统一。

简介：

简介：尽管新《行政诉讼法》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本次修改明显带有＂权宜之计＂的嫌疑,缺乏深层次的理论基础,也必然带来司法实践中如何明确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困惑。因此,以主观公权利与客观法秩序为两条基本路径探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具有理论与现实基础。在主观公权利救济模式下,一个行政行为是否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主要取决于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司法审查与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的实质上的关联程度。在客观法秩序模式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基本逻辑,就是假定一切行政行为可以接受司法审查为原则,其最大化的结果就是被诉的行政行为与起诉人是否有利害关系无关,对行政行为是否遵守所有与行政行为相关的法律规范进行完全的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应当立法明确双层结构的受案范围标准,假定行政行为可以审查标准,立法排除司法审查的例外范围。

简介：约定违约金的调整问题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无具体规定，而司法实践中违约金的约定标准各有不同，这两种现状的冲突导致相同案情的判决结果在各法院之间、甚至同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出现不同结果。同时，在调整违约金的主体、缺席审理情形的处理等问题上，尽管已有部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这些问题作出了一些试行性规定，但仍无法形成统一的规范。笔者拟通过一则民间借贷案件对上述问题作粗浅分析，意图为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作参考性建议。

简介：案例指导制度设立后,为满足司法实践需求,有必要重视普通案例的参考功能。裁判文书上网公布后,传统制度框架下普通案例存在的局限性得到了有效克服,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平台,普通案例的参考功能也得到了一定的扩展。为确保普通案例发挥预期的参考功能,需要明确其法律定位,同时在裁判文书上网的背景下,有必要重视普通案例裁判文书的规范要求。

简介：实现一种以应然性价值共识为指导，再返回到实然性的规范宪法主义，从而为当前政治治理的正当性提供证立与阐释，是规范宪法学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从世界范围来看，法治国概念经历了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兼具形式法治国和实质法治国的内涵。从形式上看，包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个要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概念统舍下的规范实质，仍然体现普遍法治的基本要义，须强调法治与宪法、人权的内在关系。站在规范宪法学的基本立场，对宪法文本相关条款进行规范分析，有利于为当下法治建设与国家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简介：

简介：本文通过分析一系列调查数据,探索我国科研人员对于标准化与知识产权的认知状况。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出我国科研人员对于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及技术标准相关问题的认知仍然存在较大欠缺。比较了国际上对技术标准认知强化的重视程度,表明我国在推进知识产权战略与标准化过程中,对科研人员进行知识产权与技术标准教育的必要性。

简介：共犯的成立根据在于主客观相统一的共同犯罪行为,就教唆犯而言,其成立根据在于,行为人具有与他人共同犯罪并教唆有刑事责任能力者实行犯罪的主观故意。并实施了教唆他人犯罪的行为,教唆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西方国家关于共犯的处罚根据问题的理论诠释可能并不能契合中国刑法观念与规范现实,且西方国家两种共犯体系(区分制共犯体系与单一制正犯体系)也无法匹配中国共犯体系。在中国刑法规范的语境下,教唆犯的处罚根据,实质上是指教唆犯的"刑罚处罚根据"或者说"刑事责任根据",其不同于刑法分则规定的单独犯罪与共同犯罪中规定的实行犯(在我国主要是主犯)的"刑罚处罚根据"与"刑事责任根据",因而其并非如西方国家一样仅仅指向"共犯不法是源于还是独立于正犯行为的不法";同时,在整体论意义上,教唆犯的处罚根据总共关涉两种情形下的处罚根据问题:一是共犯教唆犯的处罚根据,这是在共同犯罪形态之下所进行的考察;二是非共犯教唆犯的处罚根据,这是在非共同犯罪形态之下所进行的考察。教唆犯的处罚根据有其法哲学、立法论、司法解释论上的处罚根据。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学位证书是对被授予人专业资格或技能的认可,对于以舞弊作伪的方式取得的学位破坏了国家的学位制度,会给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必须予以撤销。学位撤销权作为一种行政权力,像其他任何权力一样容易自我扩张,所以,必须对其进行规制。本文根据有关的行政法原理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结合陈颖诉中山大学案件的分析,认为学位撤销权应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限制:第一,撤销学位应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第二,撤销学位应符合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第三,撤销学位应符合法的安定性原则的要求;第四,撤销学位应符合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

简介：高校内部的权力被分解为行政与学术两个维度并由两类不同性质的主体分别享有和行使。传统美国主流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是行政主导模式。美国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通常由董事会和校长掌握。教授通过组建评议会集合行使决策学术领域事务的权力。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高校内部的权力结构由行政主导模式逐渐向学术权力方向迁移。美国高校纵向的系、院、校三级各自在横向上都是二元治理结构,在每一层级的治理结构中这两种权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我国高校内部也存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区分,如何设定两者关系,有待进一步思考。

简介：犯罪类型本质分析是犯罪治理必要前提,在电信网络犯罪新形势下,加强电信网络犯罪类型结构及其对策研究极具现实意义。伪基站犯罪是近年出现的一种新型电信网络犯罪,与传统电话诈骗相比,伪基站犯罪具有更多自身＂比较优势＂。同时,电信网络犯罪的主要危害类型不是一种线性发展演变结果。从长远来看,目前电信网络犯罪治理,当务之急是战略问题而不是战术问题。因此,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差异化打击和持久战,对遏制当前持续高位攀升电信网络犯罪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

简介：兼并一直是经济学上一个复杂的命题,也是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一个容易产生争议的问题。尽管经济学与法学在反垄断中结合得如此紧密,对同一起兼并案,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观点仍然可能存在很大分歧。经济学家追求真理性的结论和规律,而法律实践则是为解决具体讼争的实用科学,两者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方法都有很大不同。在实际的考量中,除了经济学提供的分析思路和方法以外,有权机构仍然要考虑一些非经济的因素,如公平、正义和民主等命题。

简介：本文通过三个观察层面，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庭前会议的运行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全景透视现状，发现庭前会议总体适用率低；通过质效评估，发现庭前会议功能的有限发挥；通过程序考察，发现庭前会议程序运行的多重困境。作者从制度设计、制度行动以及制度环境三个维度挖掘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立法探索性规定，存有诸多缺陷；适用主体消极应对，存在选择性偏好；庭审中心主义理念存在缺失。针对庭前会议的多重困境，以审判中心为指导．对庭前会议制度进行重构。

简介：当代刑事司法面临的是愈加纷繁复杂的社会，犯罪种类增多，犯罪手段多样化，某些种类的犯罪手段更具有科技化的特征。随着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提升和诉讼对抗性的增强，传统的取证，尤其是取供手段受到严格的程序限制，为刑事司法手段的革新提供了内在的要求，将科学技术手段用于刑事司法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简介：一、初衷与局限翻译莱波尔特教授的《民事诉讼法与社会意识》并构思一篇评论性文章的初衷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莱波尔特教授是德国民事诉讼法学名家,其部分学术主张已经成了德国通说,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他的了解还十分有限,因此有必要译介其代表性论文,并对其人及其学术贡献加以介绍。其次,受制于德文文献中译本的局限,我国对德国民事诉讼法的发展曾呈现出若干误判,这突出表现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