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和西方对“安全环境”的界定不同,中国侧重于以发展界定安全,西方大国则注重以威胁界定安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安全环境”的理解,已经从以军事安全为主演变为军事、政治、经济、舆论四位一体,更具复杂性和动态性特征。因此,作者构建了新时期评估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框架与指标体系,包括政治安全环境、军事安全环境、发展安全环境、舆论安全环境以及中国自身对周边环境的塑造能力等构件,这些指标囊括了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理判断。文章利用世界银行数据库、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对各细分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设定并对比了三种场号下的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指数。对1992—2011年周边安全环境的分析表明,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处于不断改善中。不过,2008年以后三种场景产生较大分叉,中国有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与前十几年完全不同的状况,中国需要与周边国家共同构建长期稳定的周边安全合作环境。
简介:安全化理论是哥本哈根学派的核心理论,尽管它提出话语在安全化中具有核心作用,但是对于话语在安全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却缺乏详尽系统的阐述和解释。鉴于哥本哈根学派在这个方面论述的缺失,一个基于"话语操控"的安全化理论分析框架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安全化过程中话语的作用机制做出较为系统和具体的阐述。此理论分析框架把安全化过程中的"言语行为"或"话语实践"具体操作化为话语突显、话语框定和话语定位三个变量,即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这三个变量的话语操控手段或过程来实现对某一问题安全化程度高低的控制。首先,为了使某个问题具有较高的安全化程度,安全化行为主体通过话语突显使问题得到较高的公众关注度,从而有助于问题被纳入安全议事日程之中。其次,获得公众对问题的关注度之后,安全化行为主体就需要通过话语框定对问题的性质、严重性和解决方案等予以界定和阐明,以进一步塑造公众对问题的认知图式并能动员公众参与的积极性。最后,通过话语定位对相关方进行定位以确定各自职责并确立其行为,不同的定位会产生不同的权利和职责,进而使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差异。
简介:中菲关系面临的僵局不仅仅源于“零和”性的南海领土主权争端.彼此间误解也是一个重要根源。中国对菲律宾的误解主要集中在后者的外交事务,对其地缘政治重要性与对美关系的“独立性”认识不足,同时低估了菲律宾国内因素对其外交事务的影响。菲律宾对中国的误解主要集中在后者的领土政策,以为中国的最终目标是无止境地攫取地盘,怀疑中国政治协商的诚意,以及迷信美方干预能够制约甚至改变中国政策。双边误解放大了利益冲突,导致互相误判,导致阿基诺三世执政时期的中菲关系被领土争端所绑架。两国必须走出这些误解以及由这些误解所导致的困境。当下要务是应该利用菲律宾政府更替之机,寻求妥协,控制争端,防止将来出现更大的冲突。长远来说,关键是重启和发展一个培养双边战略互信的战略框架,实现双边关系的长期稳定与良性发展。
简介:2010年年底以来发生在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以及以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为代表的系列“占领”运动,被国内外学术界视为构成新一轮全球抗议周期的组成部分。作者从社会运动理论有关主框架和抗议周期之间的关系出发,考察了“阿拉伯之春”和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联系与异同。“阿拉伯之春”中一个具有创新性的“变革”主框架的出现,构成此轮抗议周期兴起并具备强大动员能力的重要原因;而当系列“占领”运动在借鉴“阿拉伯之春”的话语和象征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占领”主框架时,抗议周期在主框架上经历了从“变革”到“占领”的转型过程。然而,与“变革”主框架相比,“占领”主框架在经验的可信度、经历的可测量度和观念的重要性上存在明显不足,这是系列“占领”运动的动员能力无法与“阿拉伯之春”相比的重要原因。鉴于从“阿拉伯之春”到系列“占领”运动之间的意义和象征体系的转型并不成功,大致可以预料,除非新的社会运动对话语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否则,这一波全球抗议周期将趋于式微。
简介:权力转移导致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维护中美战略稳定成为攸关中美关系发展以及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构建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是实现中美战略稳定的基石。传统战略稳定理论主要基于美苏两大对称性阵营的敌对关系,对于不对称性和动态权力转移背景下的中美核战略稳定性的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指导性不足。基于非对称战略平衡视角,中美核战略稳定性框架应以保证中国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为基础。在机制层面,中美要加强交流、协商和谈判以建立相关机制,逐渐形成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共识,推动达成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协议、条约等法律性承诺,从而构建稳定中美核战略关系的政治框架。在结构层面,中国无需谋求与美国对等的核力量。统筹考虑军事效用和政治效果,构筑包括核实力、核威慑决心和核威慑信息传递的完备核威慑战略,确保处于弱势的中国拥有对美国进行核反击造成美不可承受损失的能力,是实现中美核战略稳定的关键。
简介:宗教极端主义对“一带一路”影响巨大,不仅成胁海外中国公民和财产安全,破坏地区安全稳定形势,影响项目建设成本和进度,还刺激贩毒等其他犯罪行为。中亚地区的极端主义主要表现为宗教极端主义,形成原因主要有社会环境、个人心理需求、错误的宗教教义和大国博弈等因素。有些人未能系统学习宗教知识却希望在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被极端势力鼓吹的错误宗教教义迷惑,进而加入极端组织并从事带有政治目的极端行为。一些大国出于地缘博弈的目的,资助和培训极端分子,也成为极端势力屡禁不绝的背后推手之一。反对极端主义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重要合作内容,现已具备一定的法律基础,已形成比较有效的区域安全合作理念与模式,并取得很多具体成果,有效地维护了地区稳定。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宜在已有成果和经验教训基础上,综合考虑宗教、地缘与国际法基本原则等因素,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区域国际机制,加强国家宗教事务管理领域合作,利用宗教体系内部的自我管理和净化体系拨乱反正,同时防范个别大国炒作和利用宗教极端势力干扰地区稳定。
简介:在当前条件下,远东振兴是俄罗斯地区发展规划中最具挑战性的战略任务之一。在这个战略规划中,中国不仅是首选而且是最佳的国际合作伙伴。这项战略规划能否完成,在很大程度上同俄罗斯积极发展区域经济合作以及融入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密切相关。俄西伯利亚及远东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规划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参与亚太国际合作体系的重要形式,也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合理发展、经济潜力稳定增长的基本条件。俄远东地区发展的根本性选择是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需要大量投资,其来源可以通过国家预算,也可以通过俄罗斯参与大规模一体化过程获得,即同亚太地区国家进行积极合作。
简介:适度通货区(OCA—optimalcurrencyarea)是指地域上相近的多个国家通过多边协议的方式,建立起汇率波动幅度较窄的、相对固定的、紧密的区域性货币联盟或者形成区域性的货币统一。毫无疑问,通货区是区域货币合作的高级形式,是基于紧密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起来的。从通货区的理论进步与实践发展看,在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框架下,构建一个汇率紧密联系的、波动幅度较窄的中国一东盟通货区(CAOCA——China—AseanOptimalCurrencyArea),其必要性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