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事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一大威胁。IS的产生既与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宗教矛盾相联系,也与国际反恐怖斗争的困境相联系。美国是打击IS联盟的发起者和主导者。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的逐步"解放",IS将面临着覆灭。但恐怖主义威胁并不会消失。至此,国际社会反恐怖斗争将进入后IS时代。后IS时代,IS曾经所精心营造的"内线"与"外线"战略将全面发挥作用。但是美国并没有就后IS时代伊拉克和叙利亚根除恐怖主义威胁表明态度,也没有清晰的战略宣示。兰德公司在结合美国以往打击IS的实践基础上,系统梳理美国在打击IS时的不足,提出要根除IS的根源性问题,就要实施法制稳定战略。法制稳定战略认为要绝对消除恐怖主义是不现实的,要利用公民和组织强有力的自我约束来实现国家安全,军事力量仅仅是一个手段,而不是全部,重点在于营造一个有利于消除恐怖主义的环境。相比于以往美国以军事打击与民主改造为主要战略实施手段的模式,该战略更具综合性与开创性。但是该战略的提出仍是以维护美国核心利益为切入点,没有充分认识到该战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实施的潜在困难,也没有认识到美国中东利益与伊拉克、叙利亚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不足在揭示美国打击IS战略困境的同时,也指明了其出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简介:特朗普政府的2017年国际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防战略规划了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构成美国的主要国家安全考虑.·两份文件都认为大国竞争中心位于印度一太平洋区域,中国试图在这里排斥美国成为头号强国,以实现区域霸权和最终的全球优势地位.·华盛顿与北京的地缘竞争对东南亚具有重大意味,包括:1、更复杂的安全环境,区域国家日益面临在中美之间做出无保留选择的局面.2、由于美国加强对中国的施压,北京以增加在南海人工岛屿的军事存在作为回应,导致南海局势再度紧张.3、美国强化推动与东南亚盟友和伙伴国的军事合作关系,抗衡中国在区域国家中的防务外交活动扩大.4、东盟团结进一步受压,因此也影响该组织在区域安全框架中的核心地位.
简介:2012年,党的十八大正式将"海洋强国"明确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这是中国首次在国家战略层面就海洋与国家发展间的关系做出总体规划。在这前后,中国"海洋强国"的发展道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如何落实的话题,成为国内外学者讨论的焦点。本质上,这也是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观念与方法论问题。就此,本文在梳理与评述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意识基础与行为逻辑进行了分析,进而就中国"海洋强国"的哲学内涵进行概括。中国"海洋强国"战略是海洋意识普遍觉醒和承继传统海洋认知的结果,这决定了中国"海洋强国"战略的"和合"观念基础及发展海洋合作伙伴关系的行为逻辑。因而,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在观念上以和平与合作为导向,以发展为目标,以开放为准则,而在海上竞争层面则强调对话与规则。
简介:一、西伯利亚——俄国欧洲部分的重要“附庸”西伯利亚地区以其储量巨大的自然资源和雄厚的生产实力,在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西伯利亚拥有全俄国80%以上的燃料动力资源和50%以上的水力、森林资源.这里的有色金属矿藏和化工原料矿藏早已闻名于世.自80年代中期以来,按其生产规模估量,西伯利亚已经成为仅次于中央经济区的全国第二大经济区.其社会总产值约占俄罗斯联邦的19%,建筑安装量则占全俄的27%以上.据统计,自80年代末期,由西伯利亚地区直接出口的产品,其价值约为130亿美元,是国家极重要的出口创汇地区.此外,在1989年以前,西伯利亚地区的生产效益平均比全俄国水平高15—20%左右.如果除掉传统的计划价格体制的不合理性和全国价格政策的倾斜不利于西伯利亚的现实,该地区的经济效益综合指标还应当再高一些.西伯利亚的原料——资源型生产结构特点和无比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其经济效益指标的根本保证.但是,在西伯利亚经济部门中,单纯评估非原料性生产部分的效益,其指标则低于全俄的平均水平.这是西伯利亚地区长期片面发展原料性生产的经济取向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在1989年之前,苏联权威的经济学家和政府决策者都认为,西伯利亚作为全国的主要燃料、能源和各种工业原料的生产基地,其发展速度是
简介:欧盟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国际形势变化,特别是中欧各自内部的新变化、新挑战,定期发布一系列对华政策文件,规划和指导各时期的对华关系发展。这种相对程式化的倾向在2006年之前非常明显。此后因欧洲陷入多重危机的困扰,其关注重点被迫集中于欧盟内部事务及周边问题。直至2016年6月,时隔10年之后,欧盟再次发布《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重新系统规划了欧盟对华新战略的基本原则、政策框架及未来行动方向。本文根据此新政策文件,重点阐析了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所蕴含的基本理念原则及政策框架的核心内涵,并结合当前中欧关系中的突出问题,思考和总结了欧盟对华新战略要素的特点和新倾向。
简介:2005年12月14—15日,旨在构筑本章的研究对象—东亚共同体的“第一届东亚首脑会议(EAS::EastAsianSummit)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了。众所周知,在这一历史性首脑会议召开之际,以日本和中国为中心已经展开了激烈的前哨战——外交战。问题在于如何整理第一届东亚首脑会议及其预定在其之前召开的第九届“东盟+3(日中韩)”首脑会议(12月12—13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日本认为应以“东盟+3”(13国)加上3个东亚区域外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的16国的“东亚首脑会议”为基础来构筑东亚共同体,而中国则考虑应该以“东盟+3”为基础来建立东亚共同体,两国之间围绕东亚共同体的框架(成员)产生了意见对立。其背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