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周易》哲学本质上就是有关"生命"的道德哲学。《周易》以"生"为体,从伦理本体论的角度揭示了生命的本源、意义与价值,从而确证了"顺天"之于人之当为的根本意义。"顺天"也即"顺性命之理",因为"性"与"命"皆是天道在不同向度上的表现或要求。因此"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人的生命存在之应然,也是人之生命最完美的终极表现。而其途径即"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也即顺应天道之"正"。"养正则吉"可视为《周易》生命伦理的工夫原则,它不同于现代物理与精神"养生",这是一种涉及养万物之生、万民之生、个体身心兼养的全面的"养生"。《周易》的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在改造自然和处理人工干预生命进程等生命伦理问题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简介:为建设理想社会,儒家一直集中关注以下几个问题:哪种社会秩序是更为合理的?它合理的依据是什么?怎样才能实现并维持这种社会秩序?同时,与此问题相关的是,怎么去定义人的欲望,怎么去解决秩序与欲望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和矛盾。关于这些问题,朱熹用"天理之节文"定义了"礼",认为在"公"的价值观视角上,"礼"是具体而现实的表现"天理之节文"的秩序体系。他把公和理同天理结合起来,在为这些概念提供存在论背景的同时,又赋予了其不可违背的绝对的道德权威。恰恰与之相反,朱熹又把人欲望中与公对立的私、与礼对立的欲,定义为私欲,认为"私"及"私欲"是为了维护社会"公"的秩序,强调为了保存天理一定要克服"私"及"私欲"。朱熹认为,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作为礼的主要构成内容,它们依据于天理,是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私"与"公"、"人欲"与"礼"的关系以及天理的特点,不是以社会秩序的重组为中心,而是通过"礼"所表现的社会秩序,寻求构建社会秩序的正确方向。
简介: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的组织和社会都经历了一个从虚拟化到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也使虚拟政府作为一种生成中的政府形式而呈现了出来。当前,虚拟政府在组织方面表现出了较为清晰的特征。就组织构图而言,在虚拟政府中,传统科层机构仍然存在,但其横向结构的重要性将超过纵向结构,从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分工—协作体系,而不是命令—控制体系。同时,任务型组织与行动者网络将得到日益广泛的应用,使虚拟政府在整体上更具灵活性与开放性。就规则分布而言,促进性规则的比重和重要性都将大大增加,控制性规则则退而承担起一种保障性的角色,从而使虚拟政府的规则体系也表现出更高的灵活性和有机性。
简介: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伦理精神一直贯穿在中国的各种文化形式当中,所以,以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国家和民族的盛衰兴亡与历史变迁的家庭伦理影视剧,其道德伦理、宗法伦理与政治功利相糅合的叙事主题,与文艺创作者潜意识中接受儒家文化伦理精神的影响密不可分。新时期以来,家庭伦理题材影视剧受到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共同青睐,呈现出日益繁盛的景象。编导们通过展现普通平民的生活形态,揭示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道德冲突和文化冲突,挖掘普通人身上所蕴涵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和生活观念,既展现了他们身上所闪现的人性光辉,也表达了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及传统文化的维护,是对失落了传统文化精神家园现实危机的想象性救赎,是对现实文化怀旧心理的“视野融合”。
简介:<正>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创造发展上,我们的祖先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国古代的礼,即以礼经(《周礼》、《仪礼》、《礼记》)为主的礼,是指以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政治制度、社会道德行为的规范和各种礼节仪式,它几乎囊括了所有社会领域,凡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化教育等一切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章制度,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人们在生活中一切行为所应遵守的礼节仪式,都属于礼的范畴。因此,中国古代的礼,在中国社会政治、民族精神和伦理道德中,有着极为重大而独特的文化意义。
简介:孔子的中庸思想长期受到人们的误解。通过追本溯源、正本清源,可以察知,“中庸”具有中正、中和、时中、用中、平常、不变、恰到好处、不偏不倚、动态平衡等多重丰富内涵,同时蕴涵着“正一反一中”的中庸辩证法。把中庸辩证法运用到管理活动中,正确处理“为己与为人”、“正己与正人”、“修己与容人”、“行己与安人”的辩证关系,便形成“立己立人”的中庸领导智慧;正确处理“王霸杂之”、“恩威并施”、“明德慎罚”、“德主刑辅”的辩证关系,便是“德法兼济”的中庸管理智慧;正确处理“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义利合一”的辩证关系,便是“义以生利”的中庸经营智慧。这就说明,儒家的中庸思想对于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简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乐记》这一人性论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因着宋明理学的影响之深之大,它的真实内容和意义却被长期遮蔽。以超越善恶的动静论人性,既克服了孟子以降内省或内原式的道德成长路径的虚玄,而转向内得真实确定的礼乐而建立起德性成长的客观之途;也从起点上摆脱了《荀子》人性之恶带来的理论逻辑困境,使人在礼乐的陶治和对天理的追求中,德性成长成为可能。这一人性论也为在“清静澄明”中知识与德性的成长,相得益彰,分任殊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这就跳出了宋明及至现代新儒学心性论中“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纠缠,将知识从后世一直被德性的捆绑与束缚中解放自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