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施莱尔马赫是现代新教神学之父和著名的古典语文学家,他创造性地综合了新教神学的解释学传统与古典学界的修辞学和语文学传统,使解释学从特殊解释学转变为一般解释学(hermeneuticageneralis),由此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他也因此被称作"现代解释学之父"。他在1805-1833年围绕解释学做了近10次学术报告和演讲课。可惜的是,与他的辩证法和哲学伦理学一样,他始终没有公开出版他全面深入论述其解释学体系的专著。不过,他的解释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保持了连续性和一贯性。他在1805年首先以格言的形式陈述了他对解释学的一些随想,接着在1809-1810年以草稿的形式描述了他的理论设想,最终在1819年以更具体的纲要阐述了他对解释学的比较成熟的看法,他的1828年和1832-1833年演讲都以此纲要为基础,并增加了一些边注和评论。在这个纲要的导言中,施莱尔马赫对解释学的本质、目标、种类和方法等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基本上呈现了他的一般解释学的理论框架。
简介:<正>船山重视法相唯识学,近人时有发明。熊十力先生说,他早岁十分崇拜船山学问,后读佛典,“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要》、《八识规矩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之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山晚年或于佛学有所窥,陋儒或讳其书不传,未可知耳。”(《新唯识论·心书》)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也说:“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学,可不谓豪杰之士耶!”船山对法相唯识学如何理解?法相唯识学与船山哲学有何关系?船山于佛学研究为何独着意于法相唯识学?本文试作一些初步探索。
简介:“古代哲学”研究直接关联了西方的古典学,因此,如何在中国现代语境中展开中国式的古典学研究,就是中国如何研究西方古代哲学的关键。在这种研究中,如何明确西方古代哲学的现代意义和价值便是重中之重。换言之,西方古典学以及古代哲学如何完成中国化转型是当前哲学界的热点问题。古典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具有特殊的复杂性,它在中国兴起的过程也并不简单。概言之,它含有现代性的文化理念,却又具有保守主义的文化内核,它通过对古代的浪漫化的修辞来反对现代话语,而在中国现代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中又同具有狭隘的地方性文化视野的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深入分析这一过程的内在文化机理,就可以站在古今的视野上揭示出古典学深刻的现代内涵。
简介:张祥龙以现象学方法对儒家思想的重新解读已构成当代儒学的一种新形态——现象学儒学。这一现象学儒学的核心是“亲亲现象学”,即对于亲子关系的现象学研究。“亲亲现象学”之首要特色是从时间性出发来阐明亲亲之爱的深层人性根据。时间性的思想是现象学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亲子关系或亲亲又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根本,因此,当张祥龙以现象学的时间性构成思想为视野重新阐发亲亲之爱时,他就从根本上与核心处实现了现象学与儒学的会通。由此,张祥龙的现象学儒学就具有双重的思想史意义:一方面,它为现象学的中国化或汉语现象学的建立开辟了一条可能之路;另一方面,它也为传统儒学的当代转换打开了一种新的可能。但同时,究竟是“亲亲为大”还是“时间为大”,也将构成现象学儒学或亲亲现象学内部的可能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