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1970年代初,台湾留美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与主权。台湾当局对钓鱼岛的态度软弱,让台湾留美学生开始认同新中国,布朗大学会议通过决议,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中美关系缓和后,知名华裔学者和台湾留美学生归国参观,重新认识新中国,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新中国取得成就的认识与赞扬,更加深了台湾留美学生对新中国的认同。台湾留美学生对新中国的认识/认同,经历了由保钓运动的感性认识到归国之旅的理性认同的过程。国家认同包括“族群认同”、“文化认同”和“制度认同”,台湾留美学生只是转变制度认同,不能将“制度认同”简单等同于“国家认同”,认为台湾留美学生转变了“国家认同”。
简介:冬季的青海高原朔风扑面,寒意袭人,2010年12月17日,西宁龙电宾馆会议室内却暖意融融,气氛热烈,由青海土族研究会和青海省文联文学创作研究室联合举办的桑吉仁谦作品研讨会在
简介:贞观十一年,李世民以长安城中的一次佛道论争为由,下诏强令道在佛前。此举引起僧团的激烈反应,他们先是各陈极谏,接着普光寺慧满率两百僧人以激烈的方式诣阙陈谏;稍後,大总持寺智实携十余大德跟随李世民东巡车驾,直至潼关上表陈谏,後被强令驳回,无奈接受。十三年,法琳被诬入狱,案情一波三折,法琳最终免死徙蜀,李世民遂借机颁行《遗教经》,加大整顿僧团的力度。十四年,他又下敕普责京寺。这一系列针对佛教和僧团的整顿措施,标志李唐抑佛政策的定型。贞观十五年和十六年,李世民两次在弘福寺为太穆皇后设斋追福,在宗教诉求之外,也有借机安抚僧团之意,而其抑佛政策并未改变。
简介:干嘉以降,针对世祖至元中期京兆、安西诸府路沿革过程的释读,历来颇有不同意见。通过梳理宋金时期京兆政区建置,佐以正史、文集和碑刻等史料依据,认为《金史》《元史》分别记録的“京兆府”,含义存在本质不同。前者指京兆府路官署机构总管府所在的府,后者则是京兆路总管府的简称。重新认识《元史·世祖纪》两次京兆改名安西事件的记载,揭示元廷利用安西王府加强掌控帝国西部疆土,以及从中防范和打压其潜在割据离心势力的政治背景,指出首次改名出于褒扬安西王府的历史功绩,由于安西王的不轨行为导致未能实现;再次改名安西,反映了元廷在关中地区恢复中央集权的实质性进展。体现出蒙古游牧文化与中原汉地传统农耕文化之间彼此融合而又相互排斥的复杂互动。《元史·世祖纪》使用“改京兆府为安西府”的说法来描述至元十五年的改名事件,是《元史》行文依循自身体例的结果。金代的总管府,是最重要的路级官署机构,而不是这一路级官署机构驻地所在府的统称。以往认为元代不少路分是由与其同名的金代诸路首府演变而来的观点,值得修正。金元之际路由高层政区向统县政区的转化,直观表现为“亲领之县”的出现,背后则是诸路首府消失所致。传统政区沿革史的复原研究,史料本身的考异校正固然重要,但针对相关政治背景的分析以及史料行文体例的深入发掘,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
简介:1961年城镇人口精简工作开展以后,一些地方对部分高等学校毕业干部作了退职处理.不久,中央要求对他们予以调查、清理和收回.由于初始阶段一些政策执行主体行动较慢,上级调整了激励机制,清理收回工作的执行力度、速度有所提升,高校毕业干部清理收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因部分政策对象对清理收回工作的不配合,以及工作后期政策制定主体、执行主体等因素的作用,政策原初目标与最终成效并非完全吻合.从政策过程角度视之,政策成效虽受制于政策制定主体的相对自主性,但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情感、利益等倾向性因素也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政策执行,并促推政策制定的再回应.与此同时,政策对象并非完全的被动接收方,他们既给予政策执行主体以反馈,也波及政策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