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我国小说的民族化表现在哪些方面?李希凡在《从小说的艺术传统谈民族化问题》(《光明日报》83年6月9日)一文,通过对古典小说的分析,作了具体的阐述:民族形式,民族风格,以至于艺术表现手法,首先烙印着每一民族特定历史精神生活的轨迹,它是在长期发展的艺术传统中逐渐培植形成的。我国小说创作中富有特点的白描手法是在我国说话艺术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如果说《水浒》以白描见长,那么《三国演义》,却以它的简洁的语言作传神的刻画,显示了它的艺术表现手法的特色。象它写古代战争场面,特别是通过战争场面来塑造作者笔下的那些英雄人物时,都没有用很多笔墨去描绘具体的战斗行动。如“温酒斩
简介:对于小说叙述,我们首先应当从模式化的角度来看待它,它不具备一定的模式便不会区别于其他语言,也不会呈现出它的具有特征的世界。因此,小说叙述总要确立一定的语言模式。但是,千变万化的小说叙述现象不可能被纳入一个统一的轨道或单一的系统中,它必然有其非模式化的方面,即总是对自身的模式有解除倾向。这样,小说叙述是一个不断拆毁自身模式又重建自身模式的过程。每一部小说都是语言模式的某一肯定方面,也是另一否定方面。没有完全符合规范的虚构语言,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虚构语言的规范。模式可以用它的固定性来统一个别语言,也可以被个别语言的变化所摧毁而获得重建。
简介:文学史所处理的文学与时间的关系,并不只是表现为'事件'与'过程'的自然相连.时间的意义之于文学,是在于它可以使后者进入一种'历史叙述'.'史'之于'文学'在概念和结构上的主体性,一方面是其写作过程的'选择性'体现为'治史者'的主体能动性,另方面也同样关联着他对'史'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运用.文学史的叙述对象是无数个事件,需要特别地对已有的'时间性'进行处理.所谓文学史的可能性或可信性,必得仰赖文学事件进入新的叙述时间,这一'时同'生成的内部结构,来自于文本之前的'史'的观念--历史哲学观念.它无形驾驭与控制着文学史在'语言'与'写作'中的生成.对于'治史者'来说,治'史'首先是一种对'历史原在'或'历史'真有其'真实'的'假定'认可,并承认这种'假定'在'事件'历史化过程中的可行性,从而使'史'成为一种写作的、思维的方式,而不是目标或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