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刑事和解“花钱买刑”的嫌疑，导致一种普遍的误解。法制宣传和教育的根本在于法治理念的传播，而不是表面上法律条文的诵读。因而和解的有效运转需要从理论上诠释“赔偿减刑”的正当化依据。在逻辑上，“花钱”无法“买刑”，在“花钱买刑”的背后是刑事和解与时下正在推崇的程序本位及程序自治背离的实质。刑事和解能够减刑的一般性正当依据在于，和解针对民间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以及此中具体正义实现的功效。刑事和解赔偿减刑正当性的规范性依据在于，“刑事赔偿”已具有承担部分刑事责任的属性，在禁止双重危险原则和罪刑均衡原则下，相应的要求对行为人减轻处罚。在确立非刑罚处罚措施作为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意义上，有必要在刑法中确立和解赔偿减刑的实体法依据，这是和解赔偿减刑制度确立后对刑法修正的要求。

简介：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排除合理怀疑＂引入到＂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中。＂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化要求与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在认识论维度和价值维度上存在较大差异。前者确立的是＂真＂之条件;后者表达的是＂真＂之信念。前者实质是一种本质主义和还原主义;后者则以社会建构论为真理观。＂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没有完全摆脱客观真实的情结。＂排除合理怀疑＂的引入有助于回归证明标准的本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有效适用需要＂以审判为中心＂的程序性保障。

简介：刑事检察理念的更新是检察机关适用新刑事诉讼法的观念保障。新刑事诉讼法中以人权保障和法律监督为核心的理念仍然被以惩罚和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为中心的观念所桎梏。

简介：罪数形态概念应当是着眼于对客观现实中所发生的具体犯罪现象的一种描述,至于这些犯罪现象该如何处理在概念中并不涉及,而吸收犯概念直接着眼于对某些犯罪形态该如何进行具体处理（即吸收）这一问题上。可见,吸收犯与犯罪形态中其他概念表述的对象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这一点正是这一概念与其他的犯罪形态概念不同的根本所在。因而,严格地讲,＂吸收犯＂这一术语不能作为表述犯罪形态的概念。为吸收犯这一概念所努力设定的各种吸收形式有的根本就不属于罪数形态的研究范围,有的则完全可以被罪数形态中的其他概念消解。

简介：可罚的违法性是日本刑法学者为了在司法中将形式上符合构成要件而实质违法程度轻微的行为非罪化提出的概念。可罚的违法性，即值得动用刑罚处罚的违法性。如果危害行为不具有可罚的违法性，即便符合构成要件的形式特征也不构成犯罪。可罚的违法性概念的理论基础是刑法谦抑性和违法相对性。我国刑法应当借鉴可罚的违法性理论，以便在司法中将轻微危害行为排除在犯罪范围之外。在司法中，决定一个符合构成要件形式特征的危害行为最终是否需要动用刑罚处罚，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

简介：

简介：两个证据规定创制了中国独特的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它既是保障证据真实性、减少冤假错案之刑事政策的需求，也体现了立法对中国目前侦查活动的特殊关照，是一种基于现实主义考量的妥协产物。但由于可补正的排除规则充斥着实体真实主义的色彩，其补正的范围没有得到适，当的限制，补正的方法在逻辑层面上也存在值得反思之处，需要进一步的司法解释予以完善。

简介：论助成犯罪的过失侯国云一、助成犯罪的过失的定义与分类助成犯罪的过失，亦称犯罪助成过失，简称助成过失，是过失地帮助他人构成故意或过失犯罪的行为，也就是助成他人故意或过失犯罪的行为。即他人本可以不构成犯罪，或不构成被助成的该犯罪，由于助成者的过失帮助，...

简介：量刑权属德沃金言下的弱自由裁量权，具有实现个案事实与刑法规范无缝对接彰显社会正义与保护人权的价值。量刑虽是一项具有浓郁能动司法色彩的活动，但量刑权的行使却不能简单基于正当、合理的名义。而是首先应遵循一套实体规则，这个实体规则以责任刑法为价值基础，背靠法律人经验，思维步骤符合认知规律且历经实践检验；同时为确保实体规则得以一体遵循，还须设置和运行量刑程序，最终促使法官判罚说理，重树司法信度和效度。

简介：

简介：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作为一个程序法与实体法交错的问题，长久以来被学界所忽视。犯罪主观要件的证明虽然很多可以借助推理、推论来完成，但在一些疑难案件中控方却很难完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推定。推定通过直接认定事实，可以节省证明的成本，并减轻控方的证明责任。刑事实体法上对于犯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应当考虑到证明的难度设立一些必要的推定，同时规定一些要求被告人承担部分证明责任的情形，以利于程序法上公平而合理地完成证明任务。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该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又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同时该法在第一百三十五条还明确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的执行法律。这就从宪法角度明确了人民检察院的职责和履行刑事检察职责的方式。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依法治国，就离不开法律监督，尤其是要对诉讼活动中的执法行为加强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职能就是通过自身的执法活动来监督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遵守和执行法律，确保国家法律能准确有效地得以统一实施。刑事检察监督作为检察监督中最突出的内容在整个检察监督体系中具有明显的可操作性和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结合司法实践从刑事检察监督的地位、履行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现实意义和法律意义进行简要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也就是说，整个刑事诉讼活动都是刑事检察监督...

简介：警察通常需要承担刑事执法和行政管理两项职责，警察在履行上述两项职责的过程中都可能面对各种紧急情况。在应对紧急情况的过程中，警察可以行使紧急权力，警察的紧急权与公民的宪法权利密切相关，因此，对于警察紧急权的考察，不可避免地涉及宪法与紧急权的关系问题。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状态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地讨论，基于美国学者对宪法与紧急权的研究，可以认识到宪法与紧急权之间存在的紧张关系。美国法院对于警察紧急权问题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并将警察紧急权区分为刑事执法紧急权与行政管理紧急权。美国法院已经对警察的刑事执法紧急权形成了较为科学地认识，不过，对于警察的行政管理紧急权的性质和运作原则，仍然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简介：在刑法典中统一规定金融犯罪是妥当的。对于金融犯罪常见的采用列举的方式进行规定为叙明罪状，难免有疏漏之处。金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全部采用相对法定刑，符合罪刑法定和罪刑相适应的要求，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金融犯罪中的单位犯罪存在着立法思想混乱的问题。我国金融犯罪的客观方面应多采用混合情节犯以及堵截式规定。有些金融犯罪立法应当明确为目的犯。金融犯罪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不宜首选行为犯，而应根据具体犯罪危害的大小、中国社会的容量等因素出发选择行为犯或结果犯。

简介：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和理论界，将罪与非罪界定一般标准的犯罪构成从目前平面型、闭合式结构转化为层层推进构造的做法是可取的，但在具体架构上将违法性评价和有责性评价各自作为独立的一层又过于激进，不太容易被接受。恰当的做法是对犯罪构成四方面要件的有机结合这一通说观点予以肯定，同时对其进行新的解读。判断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在肯定其是符合四个方面要件的前提下，再进入四要件结合是否具有“有机性”的判断阶层。期待可能性和社会的相当性就是“有机性”判断的具体标准，不具有期待可能性和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就否定了四方面要件结合的“有机性”，进而否定了犯罪；如果具有期待可能性且不具有社会的相当性，当然可以肯定“有机性”的存在，进而肯定犯罪的成立。那么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是四个要件结合的行为，但是经过“有机性阶层”的判断，因为其是社会相当的行为，不具有“有机性”，因而它不符合犯罪构成，进而阻却犯罪。

简介：要治理好西部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从刑法对策角度出发．在罪与非罪的界定原则方面，应坚持差异性原则、有限制的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在环境犯罪的刑事制裁方面．刑事制裁的对象顺序应为个人—单位；立法未对环境犯罪规定死刑是妥当的，立法取消无期徒刑值得讨论．应充分发挥财产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在非刑罚处理措施方面，应重视环境犯罪的非刑罚制裁方法。

简介：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不同的发展时期对刑法有着不同的要求。中国如入WTO，使人们感受到检讨和变革传统刑法观念的迫切性。强化人权保障，提倡刑法的谦抑主义，平等保护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破除重刑主义的神话，树立程序公正的理念，倡导刑法的人文关怀，应是现代刑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刑法观念重构的主要内容。

简介：仅仅研究犯罪预防的具体措施是不够的，必须从总体上构建犯罪预防体系。科学的犯罪预防体系应当具备超前性、对应性和复合性三个支点。超前性从总体上影响犯罪预防的整体思路；对应性直接针对犯罪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复合性确保参与犯罪预防的主体、各类预防措施有机地纳入统一的整体之中。三个支点缺一不可。

简介：刑法修正案（八）将构成特殊累犯的犯罪类型从一种增加为三种，基于特殊累犯的构成特征，特殊累犯的组合由一种增加为九种。而恐怖活动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组织性、涉案人民众多性决定了构成特殊累犯的人数将大量增加。在特殊累犯构成基数的猛增和累犯从重处罚刑事政策的共同作用下，刑法将呈现出向重刑化发展的趋势。为了避免重刑化的出现，应当从前后罪的性质、构成主体、司法处理三个方面进行理性限定。

简介：刑事法治建设中的刑法理念超越刑事立法、刑法解释技术和刑法规范文本占据着更高的位置，具有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刑法理念引领、统摄刑事立法、刑法解释和刑事司法，但其作用场域不应包括刑事政策领域，其根本和关键在于坚持形式与实质统一的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罪刑法定理念。罪刑法定既是一个原则，更是一种理念，刑法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并不等于罪刑法定理念的树立和恪守。罪刑法定的核心归结为一点即是通过强调限制国家刑罚权即立法者的制刑权和司法者的求刑权、量刑权以实现对被告人人权的保障，审视“两点论”与“一点论”的争议，“一点论”更可取。单单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并不能消解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文字困境”，需要以人为本、保障人权的人道主义理念的补足和调济，即在刑事立法上需要由重刑主义、功利主义、万能主义刑法立场向表征人道主义、以人为本核心理念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宽缓化刑法立场转变，在司法上需要恪守和践行国家刑权力的克制、宽容和谨慎，在刑法解释中需要贯注和坚守人道主义。基于宪法与刑法之间母法与子法、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分析，刑法突破自身“视限”寻求正当性的更高指向和衡量标准应当是合宪性。“风险社会”理论无法为“风险刑法”提供理论支撑，二者没有直接的逻辑联结。“敌人刑法”在本质上与“风险刑法”有契合之处和内在共通性，二者都强调刑法介入早期化、法益保护前置化，实际上都是对刑法威慑恐吓效应特别是积极的一般预防机能的重视和强调，凸显注重以行为人为基础的社会防卫理念的抬头，实质上都对以行为为基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理念提出了挑战，蕴藏着不可控制的隐性法治风险和人权保障风险。基于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