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美国是较早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关注、研究和立法的国家之一。美国联邦层面的气候变化立法从早期的只关注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支持，到关注发展新能源以实现能源独立，再到近期向新的能源模式转移、强调能源安全与就业，表明美国的气候变化立法不仅在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发展新能源、促进就业、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维持其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能源领域的话语权。虽然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参议院于2010年5月提出的2010年《美国能源法案》给世人带来了一线曙光，但2011年-2012年美国国会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提案则表明，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的立法在近期很难有较大的实质性进展。但无论如何，美国关于气候变化立法的许多草案文本对中国的相关立法会有借鉴意义。

简介：

简介：引言假如将刑事政策概述为公共权力机构采取的打击犯罪的所有措施，就不难发现这些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发生变化，虽然速度或快或慢，但变化始终存在。同样，刑事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总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改变。

简介：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构成了当今中国两个最鲜明的主题。然而,由于法治与改革具有不同的思维走向,二者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冲突,要想同时搞好这两项伟大的事业,首先需要处理好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只有树立正确的法治改革观,进而才能发挥改革、法治对社会进步的促进功能。目前的中国,不进行改革社会矛盾难以化解,社会转型难以完成;而不推进现代法治建设,改革则可能会失去方向,社会转型会失去目标。法治中国建设事关国家治理体制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因而我们不能仅仅把法治当成工具,还需要把现代法治作为目标,用法治精神塑造改革的决策和行为过程,引领改革的伟大事业。法治优先、改革附随是法治改革观的主要内容,也是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大变化。

简介：隋唐王朝在中国封建史中是相当富足的两个朝代，其先后由盛变衰的过程令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说，隋不是亡于国力的衰弱上，而是亡于缺乏必要的权力制约机制。唐以安人、节俭、纳谏和思危总结了隋灭之因，却因终无法避免帝国崩溃之命运。皇权对于官吏权力的制约通过其评价、协调和惩治功能表现,宦官制度和特权主义的存在削弱了皇权的控制力，并导致官吏层面上的大面积腐败。封建统治者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既不可能于社会中建立起一种由下而上的防止统治权力腐败的监督系统，或于政权内生长出一种由下而下的权力制约机制，也不可能在反腐败倡廉方面形成持久且行之有效的道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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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以分析'微软'案为切入点,论述美国反垄断法规制对象的变化以及对我国有关立法和司法的启示.

简介：京津冀三地的应对气候变化规范存在明显差异,而且当前相对孤立的规范制成方式与管理机制模式使得京津冀地区减缓与适应气候变化的实际效果欠佳。因此,应摒弃当前“碎片化”的治理模式,强调“府际协同”为三地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同时,回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先例,奠定法律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根本地位,以回应《大气污染防治法》之要求。在京津冀协同立法机制初步建立的背景下,借鉴以往三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规范协动的实践经验,适时开展“京津冀协同应对气候变化条例”的制定工作。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拓展协同立法范围,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简介：发达国家无法就后京都时期国际碳减排义务达成共识以及将其是否承担碳减排义务与我国捆绑一起的做法,违背了气候变化法的风险预防原则。风险预防原则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其内含的证明责任转移规则,要求发达国家首先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实＂的减排义务;其安全价值要求发达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以保障气候安全,符合其风险社会基本的价值追求。此外,风险预防原则赋予我国完全可以根据能力决定采取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简介：气候变化引发的安全威胁是国际社会必须正视和应对的大问题。应对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国际法形式。本文从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两个角度分析了气候变化可能引发的问题，阐述在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贸易法、国际金融法、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等领域应如何全面、及时、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安全威胁，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各国的共识与博弈。

简介：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走向经济民主化,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引起法律价值观变化值得关注;在北京进行的典型调查表明,随着改革的深入,现代法律价值观正逐渐丰富;行政法制革新要积极回应法律价值观的变化,从行政法制的基本原则、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等方面推动民主化进程;在新形势下要深化改革、更新观念,还要注重认知和运用条理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简介：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气候合作的基本政治立场。碳排放空间的公平分配关乎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利益。以德班会议《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确立的基本政治立场为进路，碳排放空间的公平分配应当考虑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阶段性、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以及人际公平。在此基础上，人均累积消费排放应当作为未来国际社会碳排放空间公平分配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