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外语学习的过程是内化语言规则体系的过程。只有通过进行各种类型的运用目标语的交际活动，才能促使和加速内化的实现。为了最大限度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进积极思维，并在课堂内提供尽可能多的准交际活动机会，提出包括以下三个阶段的教学程序：从语篇的交际属性入手，立足于篇章整体，引导学生预习；采取讨论──启发──讲解的方式，对课文进行宏观分析──微观分析──总结归纳的处理；操练同综合运用相结合，促进语言习得。

简介：经历了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冷战后时代的单极格局，多极化进程不断发展，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多极格局时代。这个时代中世界力量结构变化的核心是“去美国中心化”，其本质特征是权力扩散。随着美国不再具有单一霸主的国际地位，不仅中、欧、俄、日、印等大国自身独立性不断强化，众多中等国家也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

简介：冷战结束尤其是2014年后,美国对亚洲安全事务的影响和作用总体有所降低,中国参与、贡献和引领亚洲安全新格局构建的地位和作用上升.中国、美国及地区国家深度博弈,多数国家期待建立一个全面、有效、可被广泛接受的亚洲安全新格局.当前,亚洲安全格局存在着时空错位、理念分歧、结构冲突、机制分散等四大关联交互的突出问题,导致亚洲安全面临系统困境.从区域公共产品视角看,亚洲安全公共产品供求矛盾日益突出,亟待探索构建亚洲安全新格局.中国应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发挥在亚洲安全新格局建构中的角色作用,加强理念和方向引领,加强同世界主要力量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协调合作,妥善处理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加强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亚洲安全治理机制建设,大力推进亚洲安全合作,努力实现从安全公共产品的消费国向供给国转变,为自身建设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也为亚洲安全建设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大力量.

简介：2013年1月，菲律宾就南海争端向中国提起强制仲裁程序。中菲两国接受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强制仲裁的义务，因而菲律宾启动南海争端的仲裁程序无需中国同意。但是，菲律宾启动该仲裁程序，违反了中菲在《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达成的共识，存在法律适用错误，中国有正当理由不予接受。中国的不接受在强制仲裁程序中只意味着对仲裁庭管辖权的初步反对，却不能阻止仲裁程序本身的进行，因而中国积极参与仲裁程序肯定比消极对待更能收到积极的效果。因此，中国应该参与仲裁庭的组建，并与菲律宾积极谈判和协商，争取终止仲裁程序。如果仲裁庭最终建立起来，则中国应出席仲裁庭，坚持反对仲裁庭的管辖权和可受理性。按照“南方蓝鳍金枪鱼案”裁决的推理与裁定，仲裁庭最终应该裁定对中菲南海争端没有管辖权。

简介：学术界关于南海争端与中国国家安全的研究,大多基于对象国政策、南海地区权力格局以及中国政策的动态分析,缺乏对于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和政策的系统梳理。中国南海战略思维包括搁置、大局和寻求共识等多维度的内容,同时对于争端本质倾向于和平的看法。它经历了从基于战略理性的单边默契到文化认同的单边默契的演进,体现了螺旋式变化的特点。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固化受到特定政策效果的正反馈、道德正义性以及政治文化习惯等因素的影响,而在力量与实力对比发生变化,外生环境的震动与刺激和领导集体的战略决心增强的情况下,它会发生积极的调整与变化。剖析中国南海战略思维的内涵、特性及其演变,能为理解中国外交的微观基础以及处理好中国的相关争端提供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

简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磋商＂南海行为准则＂的过程中,将建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次地区安全秩序,维护南海的安全稳定,体现11个国家之间具有较高的政治安全信心和信任程度,为未来落实工作提供一定的基础和保障。从许多方面来看,＂南海行为准则＂和＂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具有较强的契合性和实施的现实基础,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建设提供了两个强硬的抓手。中国需要借助磋商和落实＂南海行为准则＂的契机,与东盟国家建立和其他合作机制有联系但有所区别的南海合作机制,并纳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共同促进南海次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构建一个符合南海地区形势演进特征的新秩序,为未来通过外交谈判和平解决南海主权争端提供有利的环境。

简介：对当今世界各主要经济体而言,互联网安全已成为一个利益攸关的重要议题,但该领域国际共识和国际规则严重缺失,这与持续加剧的互联网安全威胁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中国,互联网治理日益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政策焦点,同时也是参与全球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建构互联网国际规则的话语能力直接影响着中国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建立和制度性话语权的提升,但目前中国对该领域话语策略的学术与政策研究仍严重缺失。当前,对互联网国际规则之制度理念的应然性研究仍显不足,关于中国在该领域对外传播话语策略的探讨更是近乎空白。互联网国际规则的缺失本质上源于互联网信息自由带来的收益与政府信息管控对此种收益的限制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由于日益严峻的互联网安全形势正逐渐打破互联网信息自由与政府信息管控之间原有的平衡,加之全球化趋势将世界各国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该领域国际规则的建构开始具备现实的可能性。鉴于传播话语在规则建构的过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公共安全为切入点赢得国际共识、提升中国在互联网全球治理中的话语能力和制度性话语权就成为中国政策制定机构和宣传机构在通过对外传播推进互联网国际规则建构时应采取的话语策略。

简介：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的海外延伸和有机组成部分,而侨团是海外华侨华人的主要组织形式.侨团既是维护华侨华人权益的重要力量,又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战略资源.海外侨团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在新时期呈现出联合化、国际化、年轻化、多元化、专业化的特征,具有参政议政和参与侨务管理的崭新功能.在海外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中国海外安全需求与供给失衡,海外中国企业与公民面临安全利益保障不足的困境.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的构建中,海外侨团与私营安保公司、企业等主体都是政府官方安保力量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海外侨团拥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熟谙住在国舆情社情民情、政商人脉通达、掌握双重语言文化,但新生代华人的多元身份认同和华文媒体的发展困境也为安保体系的构建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充分发挥海外侨团在“一带一路”安保体系中的“安全杠杆”作用,应进一步营造“大侨务”工作氛围、加强侨团自我建设和团企共建、完善“华助中心”服务平台以及推广海外安全联防机制.

简介：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和单位施动者之间是相互构成关系,进而进一步影响施动者的对外行为。由于冷战后体系结构变化和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变化,在这两个因素影响下,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也发生了变化。同时,冷战后俄罗斯对东南亚地区的外交分为两个层次:双边层次和俄罗斯与东盟的多边层次。

简介：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单独处理案件管辖权问题是对《公约》附件七仲裁实践的延续，是它在中国拒绝参与的情况下对待中国反对其管辖权意见的最明智选择。这种程序对仲裁庭本身和菲中两国具有潜在重要影响。仲裁庭对菲律宾的某些诉求享有管辖权的裁决延续了案件实体问题程序。中国的一个适当选择可能是参与这个程序，菲律宾的一个正确选择应该是与中国谈判达成一个共赢的解决方案，单方面或者与中国共同申请终止仲裁程序。

简介：国际法律程序包含了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在上述程序中，国际司法程序中的法官和国际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员的个人因素都或多或少会在法律活动中产生一定影响。国际司法程序的法官具有独立性，需宣誓只效忠法院或法庭，但其独立性是相对的，选举阶段的政治因素以及当选后法官的国籍、思想、观念都会影响他／她对案件的处理；国际仲裁程序的仲裁员的独立性较之国际法院和国际海洋法法庭等国际司法机构的法官更显不足，争端当事方指定的仲裁员往往代表其利益，维护其立场。在国际法律程序中，法官和仲裁员会在程序规则的制定、传唤证人或专家及视察涉案地点、收受证据、查明事实和法律、对判决结果发表个别意见和反对意见等诸多法律环节拥有一定权利并发挥一定作用。了解和掌握上述法律程序以及法官和仲裁员的个人作用，对于中国已卷入的菲律宾发起的强制仲裁案件以及未来的潜在案件会有所帮助。在中国暂未参与仲裁程序，而且放弃指派仲裁员的情况下，对仲裁员因素的研究有利于监督和避免不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同时一旦中国在未来以某种形式参与到仲裁程序时，需在规则范围内去发挥和制造有利于中国的人为因素的影响。

简介：2013年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探讨.这些讨论较多的是从宏观层面,如政府、政策、经济等普遍的关注点入手,较少以具体的节点国家以及它们内部的商业和社会组织作为考察对象.笔者认为,这一国家战略的实施,不能只停留在宏观的、一般性的建议上,而是必须落实到每个具体国家、相关组织的操作上.本文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国家中的重要枢纽新加坡为例,以跨界治理作为分析架构,探讨海外华商组织的发展和制度化进程,及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与“一带一路”战略互相契合,进而使历史资源、社会资本和跨界治理在新的发展局势下找到确切的定位.

简介：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简介：本文聚焦2016年7月13日至28日美国全国性和地方媒体对于南海仲裁案的相关报道114篇,通过分析样本在呈现南海仲裁结果的过程中的媒介框架的运用,考察了其是如何在报道南海仲裁案中差异化地建构美、中两国的＂我—他＂国家身份。研究表明,美国通过将＂自我＂再现为＂国际规则的维护者＂、正义的＂我者＂,扶正了本国在亚太区域的作为＂霸权国＂身份的合法性;同时通过负面化地将中国建构为＂规则的破坏者＂、危险/不确定的＂他者＂,定义了中国作为区域秩序＂挑战国＂的身份。其中,美国媒体在建构＂自我＂与＂他者＂的两类国家身份建构方面有以下特点：一是凸显美国＂霸权国＂国家身份对现行秩序结构的建设性功能;二是建构中国这一新兴力量在观念意图上与国际现行主导性规范的对立性;三是强调东南亚盟友的弱国身份,强调＂自我＂作为区域平衡力量的重要性。在市场利益之外,美国媒体对于国际事件进行框架化报道也是国家行为体基于对于某种国际或国内构成性规范的认同,通过国际传播新闻框架来建构和强化规范共识的过程。

简介：本文运用文化学、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坚持从印尼华人的实际出发,通过实地考察、访谈调查和资料重释的途径,具体剖析了雅加达华人中生代这一印尼华人重要的次群体,展示了印尼华人在印尼独立后的自我调适情况,分析了印尼华人今后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印尼社会重构和印尼民族重组中的地位和作用.

简介：族性是影响多民族国家安全及其族际政治走向的关键变量。它既能促进族际政治整合、维护国家安全、有助于民族国家建构,也能导致族际政治冲突、危及国家安全、阻碍民族国家建构。以＂族性＂为分析视角,通过对尼日利亚与印度尼西亚民族国家建构历程的梳理及其族际政治问题的比较,其共性特征包括：族际政治问题的分析单位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虽然发生在现实中的多民族国家,却往往带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政治与文化边界的重叠是族际政治问题产生的逻辑起点;国内不同民族群体无法得到平等公正对待是导致族际政治问题的核心因素;军事专政和腐败会增加族际政治问题的风险和国家安全的不确定性。解决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问题、确保国家安全的关键在于如何让一个在历史上和观念中都不曾存在的国家民族能够超越族性分界而被成功建构。结合两国国情提出应对策略：寻找重叠共识,建构文化多元、政治一体的国族共同体;借鉴差异政治和差别公民权利思想,探寻积极回应不同民族群体正当利益诉求、实现各族人民成果共享、利益均沾的政治制度、体制和机制;消除军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惩治腐败;探索包容促进多语言、多宗教和谐相处的民族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