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陈金龙在《现代哲学》2016年第2期撰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面临治国理政的繁重任务，诸多要事需要拍板、定夺，但对于纪念活动的谋划，他给予了足够关注。第一，审批纪念活动方案。毛泽东对重要纪念活动的实施方案，甚至是纪念口号、纪念方式、参加纪念活动的人选都用心斟酌，

简介：另一个充分说明中国音乐受到禅宗“简约”之风影响的例子，是古琴减字谱的出现。中国古琴谱的出现，可能很早。明代朱权刊行《新刊太音大全集》，原为宋代田芝翁编《太古遗音》，其中辑录唐人论琴及指法资料多种，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明代袁均哲曾为其补注。其中谈到古琴谱的来源时说：

简介：哲学是关于'存在'的,有关'存在'的追问构成本体论哲学,而本体不是别的,正是主体。因此,哲学史主要是发现并确立主体的历史,这一过程在黑格尔哲学中得以完成。不过,无论主体性原则的确立具有何种解放意义,康德却最早发现,这一原则面临着双重困境:自我关系的困境与现代性的困境。这种困境所具有的二律背反性质,使许多著名思想家走上了限制主体性的'倒退'道路,只有马克思等少数哲学家在坚持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力图从主体性原则内部克服现代性危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方法远优于席勒,并为后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奠定了基础。

简介：从'支配—解放'的话语谱系来看,生态女性主义着重从社会文化层面考察支配的成因,认为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的根源在于父权制,主张重构女性与自然的联系,通过消除父权制来达成女性和自然共同解放之目的。与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化批判论不同,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浪漫主义。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实践基础建构起自然和女性的现实联系,认为自然支配和性别支配的根源在于私有制,主张通过消灭私有制,进而实现自然和女性的双重解放。

简介：差序格局既是当下中国在社会转型期必须面对的、既存的社会事实,也是中国社会走向成熟的现代文明必须加以理解和超越的障碍性要素。差序格局在传统社会交往中的必然体现出道德情感的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情感也随之呈现封闭性、私人性、排外性的特征。在现代社会,以血缘、地缘等为基础形成的自然形式的道德情感已经失去生存的土壤,迫切需要一种与公共化、开放性、理性化为特征的生存样式相契合的情感形式——公共情感。它是人们在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状态之下,在高度的自由自主的基础之上,越出个体的狭隘性、私利性,走向社会公共空间,进行公共合作所展现出的合作性、互惠性、利他性的情感形式。道德情感在生存实践中得以生成、展现。正是生存实践赋予人的自然意义上的情绪、意志、欲望、性情以道德内涵与道德意义,体现出应有的社会性品质,为道德情感的社会运用提供担保。现代公共实践让每个参与社会合作的人在情感状态下,可以越出个体狭隘、自私,关心他人,走进他人的情感世界,与他人发生情感互通。

简介：21世纪,媒体文化已经是社会生活的主要驱动力。全球化包裹下的跨国界迁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媒体与迁移之间的关联,促使本文讨论其对种族、民族、国家、文化等的影响。这也让我们思考艺术、媒体和音乐怎样支持可能被认为是世界主义某种形式的过程,理解作为跨越国界和文化界限而想象和形构社群的一种方式。作为想象和表征移民及其历史的一种方式,这些艺术产品成为多层次图像制作的标志策略。参与迁移问题如何在政治话语的语境中被展演;解读跨学科方式中怀旧行为的扮演;讨论全球化和跨国主义如何让我们重新思考民族国家和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在全球又在地的族群景观、技术景观和媒体景观中,提出诸如'家'、'家园'、'流亡'、'移民'、'身份'和'族群'等概念的新定义。

简介：王星拱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位有名的化学家和哲学家。他的诸多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思想源于批判学派,尤其是深受马赫、彭加勒、皮尔逊思想的影响。

简介：2015年11月初闭幕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提出,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对于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的开放发展,全会强调要"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

简介：阐述习近平关于和平发展的外交思想与实践,包括阐述和平发展的内涵;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自信和自觉,来源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中华文明的深厚渊源、我党我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对实现中国发展目标的条件的认知、对世界局势的深刻把握;阐述中国要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正确把握中国自身利益和世界各国共同利益的交汇点,走出一条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新路子;阐述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指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是辩证统一的,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且和平发展道路是需要通过必要的斗争才能实现的。

简介：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分别从指导思想、理念、原则、目标、实施保障等方面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可见，生态文明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在当今世界，宗教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更是国际交流无法回避的部分。我国和西方最早的翻译活动皆源于宗教典籍的翻译。宗教翻译属文化翻译之一种，目的性强是其显著特征。宗教经典和典籍作为民族灵性文化和信仰体系的载体，其翻译可谓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中之重。

简介：国外毛泽东研究以西方文化发展为背景,在自身的理论逻辑推演中完成了研究模式的更新,在后现代的话语背景下从＂直接阅读＂转向＂扩张式阅读＂,＂先入之见＂获得合法性,＂读者＂地位不断凸显。从诠释学维度反思国外毛泽东研究可以发现,＂读者中心＂的阅读容易导致经验主义,＂作者中心＂的阅读容易导致扩张式的过度诠释,合理建构应是实现＂作者＂和＂读者＂的＂对话＂。

简介：以往研究表明,工作记忆能力高的个体在自我控制方面也表现得更好,通过考察工作记忆广度(workingmemoryspan,WMS)与自我损耗的关系,有助于揭示这种现象的内在机制。66名被试随机分为损耗组和控制组,采用自动化操作广度测验测量WMS。双任务实验中,任务一为情绪抑制任务,任务二为Stroop任务。结果发现,损耗组的Stroop效应明显高于控制组。进一步分析显示,损耗组中高WMS被试的自我损耗效应要强于低WMS被试,此结果表明:高WMS个体在自我控制任务中表现得更好并不是因为固有的自我控制能量水平更高,而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在自我控制过程中投入更多能量。

简介：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通过口述长征、笔记长征等形式建构长征历史记忆，长征期间毛泽东留下的诗词也成为建构长征历史记忆的重要方式。剖析长征原因，再现长征过程，定位长征意义，是毛泽东建构长征历史记忆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建构长征历史记忆的实践，为长征历史传承保留了珍贵史料，奠定了长征评价的基调，塑造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形象，为提炼长征精神提供了历史原形。

简介：康德以其＂哥白尼革命＂实现了对传统符合论哲学的翻转,王阳明则以＂龙场悟道＂为标志实现了对传统理学的翻转。两位哲人均旨在解决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并且其思路都是先验唯心论的。在道德哲学中,两人均从主体内部寻求道德行为的根据,强调遵法守理的重要性。康德以自由定义人的尊严,王阳明则以＂洒落＂作为人生的最高境界。

简介：本文旨在对'批判美学'这个概念进行新的阐述。文章追溯了半个世纪以来对'批判美学'的界定,认为这些界定存在着对艺术抽离的缺陷。结构主义的兴起使得这种作为概念美学的美学延伸到艺术领域,要求与艺术重新建立关系。而碎片式的美学成了当今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理论的主要形式。在此背景下,始于一战期间的经典的欧洲先锋派重新引发人们的兴趣,并体现出批判美学的未来任务。

简介：巴哈欧拉的《隐言经》原文为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自1858年问世以来，迄今已有150年的历史。期间各种文字的版本层出不穷，多达120余种。在中国及华人地区，根据守基阿芬第1934年英译本翻译的中文版本至少有5种以上，其中包括最早的20世纪30年代廖崇真译本（简称“廖本”）、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台湾本（简称“台本”）、马来西亚苏逸龙译本（简称“苏本”）、20世纪末澳门巴哈伊总灵理会出版的译本（简称“澳本”）和新纪元国际出版社出版的李绍白译本（简称“李本”）。前4个为散文译本，可视为一个系列，最后1个为诗体本，别具一格。将这几个译本加以比较，意在探询其继承关系与创新精神，为《隐言经》译本今后进一步的修订和提高做一些建议。

简介：“思无邪”，从汉代至今一般误读为“思想纯正”。其实，“思无邪”在《诗经·鲁颂·胡》一诗中，“思”作句中语辞，连接“无邪”作补语，即“以车祛祛思无邪”，“无邪”指不偏斜，补充说明马的步子正，不偏离所驾车辆的行进方向。“思无邪，思马斯徂”，写马匹“其致一也”。孔子以“思无邪”评价成百上千诗之旨归，引《诗》断章，但未失原义，以马匹的“其致一也”写“诗三百”的“其致一也”，所致者王道也。

简介：白云黄鹤道人家,一琴一剑一杯茶,羽衣常带烟霞色,不染人间桃李花。常世人间笑哈哈,周游四海你为啥,苦终受尽修正道,不染人间桃李花。常世人间笑哈哈,争名夺利你为啥,不如回头悟大道,无忧无虑神仙家。清静无为是吾家,不染凡尘道根扎,访求名师修正道,蟠桃会上赴龙华。

简介：在西方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中,政府、市场、社会之间是建立在分离和对立基础上的“大小”“强弱”关系,这种关系在实践中导致了诸如“政治衰败”“失败国家”等一些国家治理质量低下的现象甚至引发全球性危机。我们应该超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确立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关系,发挥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更为积极的功能和价值,构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符合国情特点、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