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司马迁所述孔子"删诗"说很可能出自《鲁诗》。《史记》多采《鲁诗》说;《孔子世家》先述孔子"删诗"说,紧接着述《鲁诗》"四始"之义;《孔子世家》述孔子"删诗"说前后矛盾,都显示出孔子"删诗"说与《鲁诗》间的关联。据魏源的说法,也有学者认为孔子"删诗"说源于《鲁诗》。司马迁不仅认为孔子"删诗",而且认为《诗经》的篇次也是孔子安排的,《毛诗》则认为是国史安排的,但《鲁诗》、《毛诗》的篇第绝大多数相同。由《仪礼》、《左传》、《国语》记载的典礼用乐看,《诗经》的篇次不是孔子排定的。汉儒说孔子安排了《诗经》的篇次,是为了便于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方面阐释。同样,说孔子"删诗",也是为了增加《诗经》的神圣性。在《诗》的经化过程中,一方面是加强其与伦理道德、政治教化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把其与圣人联系起来。所以,到了汉代,儒生就认为《诗经》是孔子编选的,诗篇、诗次都包含着孔子关于治国理家的微言大义。
简介:作为思维的一个先验主体的“我”是一个伴随着一切概念的意识,它只能和意识到它的作为内感官的经验性意识一同“出现”,这是康德对“我”的最为基础性的认识。在实践哲学里没有出自感性的病理学的我的地位,尽管也考虑到了肉体性的“我”的有限性,但理性自己就已独立地规定了意志。理论化的“我”也探入到情感领域,情感得依赖一种朝向知识的可传达性。所以康德理论化的“我”伴随着其写作,其风格是先验哲学无风格的风格。但理论化的“我”在康德那里是无疑具有情感侧面的,如对道德律的敬重始终是这一理性原理的最为紧密的伴随物。另外,康德字面上并不出现的理性的“我”即使是理论化地隐匿地加以表达,还是必然具有其参与世俗生活的社交性。
简介:虞翻易学透过十二消息说,生动诠显了宇宙大化之图景。指出十二消息卦涵摄符示着年复一年十二个月阴阳二气消长盈虚的基本情状。十二消息卦彼此间的对待旁通,昭示出阴阳消息所成诸格局与态势间动态流转互通与静态相互涵摄。历时性的流转互通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显的格局与态势对于隐的格局与态势的共时性内在涵摄,从而彰显出大宇宙阴阳之动态性均衡与阴阳之大和,保障了天地万物往复循环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开显出大千世界的有机整体大和谐。而借对于阳气与阳气息长引发万物生机生意的价值肯定,昭示出虞翻对天地万物之能充满生机生意的期许,昭示出对于天地万物本身内在价值的肯定与善待。
简介:《文殊说般若经》在般若类经典中特色鲜明,它在强调般若的同时,也强调禅定,主张“甚深般若”与“一行三昧”的结合,这与南北朝后期佛教界提倡“定慧双修”的新趋势非常契合,因此,此经译出后,逐渐受到佛教界的重视,与《摩诃般若》一起成为最流行的般若类经典。隋唐时期《金刚经》的流传更为普及,一些重要宗派的创始人都很重视《金刚经》,天台智、嘉祥吉藏、牛头法融都有《金刚经》注疏。特别是禅宗神会以《金刚般若经》取代《文殊说般若经》。神秀门下,也都适应这一趋势,以《金刚经》作为般若经的代表。此后,中国佛教主要笼罩在禅宗之下,《金刚经》便成为最为流行的般若类经典。
简介:尽管“化仪四教”、“化法四教”、“五时八教”这些术语并未明确出现于智 本人的著作之中,但传统上所阐述的天台“五时八教”的内容是包含于其关于教判的论述之中的,五时、五味之间的关系以及化仪与化法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可于智顗的著作中得到文证。因此,如果由于智 著作中未出现过“五时八教”这一术语便认为从中看不出有五时八教之说,或由于湛然明确使用了这一术语便认为该说出于湛然或为“后代中国天台的产物”,都未免显得过于匆忙。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灌顶、湛然及谛观等天台后学所提出的“化仪”、“化法”及“五时八教”之名目,实基于智顗之教判学说的恰当理解与领悟,它们既可于智 的著作中获得足够的文证,因而便不能视为对智顗思想的某种误会、歪曲或是附加,而仍应视为智 本人的思想。他们所做的,仅仅是智顗之教判学说的更为系统化与明确化而已,更便于后学入门以把握天台之基本的圆教精神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