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逻辑、价值与结构三重困境。逻辑困境包括证明困境、调查困境和排除困境,价值困境包括警察困境、检察官困境和法官困境,结构困境包括配合制约困境、程序逆推困境和审判分离困境。与美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后可以发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鲶鱼效应＂相当明显,宏观层面制度张力明显,正在系统、深刻地影响着整个刑事诉讼活动。可以通过第三方介入的路径来缓解非法证据难以排除的困境。

简介：“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由于受实体真实主义和犯罪控制模式的影响，加之新规系中央政法各机关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因而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其表现为：非法供述排除立场的退缩，“重复性自白”排除规则设置不尽合理，非法物证、书证排除规则未能取得新发展，非法证据排除适用的证据种类不明，允许重新取证将降低排除规则的实施功效，对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允许随案移送有违非法证据排除宗旨和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精神，对被告方再次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进行限制的理由欠充分。尤其是相关实体性和程序性规范仍较抽象，不仅影响排除新规的实施效果，而且不利于加强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因此，迫切需要在实践中运用法解释技术填补漏洞，以保障新规的准确理解和正确适用。

简介：防止冤假错案,维护程序公正,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定,可谓任重道远。无疑,法律的颁布不等于实施。除了刑事法官的价值观念、法律思维、职业习惯的主观因素影响及刑事司法实践的客观因素作用,作为价值性冲突规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适用仍有其难处。本文以庭审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为切入点,拟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结合本土刑事司法实践特征,以求进一步明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用,从而更为有效地实施排除规则。

简介：间接受害人是侵害生命权、健康权的直接受害人的对称，指的是侵权行为致直接受害人死亡或残废，因而导致扶养请求被间接侵害并丧失的受害人。直接受害人死亡或伤残的，如果间接受害人中有来成年人，那么在目前司法实践中，该未成年人往往只能得到所必需的生活费的赔偿，而未成年人在今后受教育过程中必需支出的教育费则得不到赔偿。笔者认为，未成年间接受害人的教育费应当纳入赔偿范围，由侵权方承担。

简介：一、问题的提出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地提出了编纂民法典,重新引起了对民法典编纂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在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是否应当纳入民法典当中?对此已有相当多学者提出了各种见解。~①但主要是民法学者从整个民法内部结

简介：2007年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迎接党的十七大和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的重要一年。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七大及市第九次党代会重要精神，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大力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把促进社会和谐作为重要目标．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简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输入地要利用多种途径。及时发布用工信息，将已在用工地稳定就业半年以上失去工作的农民工纳入失业登记。通知说，对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要通过失业保险基金及时核发一次性生活补助。

简介：随着江海直达、海江直达运输的发展,海船和内河船舶经常在同一航道航行,面临同样的风险,而区别适用不同的法律制度,缺乏法理依据,有违法律的公平、合理原则。为了促进内河航运健康有序的发展,规范内河航运市场,提高内河航运主体的管理水平和责任意识,营造良好的国内水路运输营商环境,建议扩大《海商法》的适用范围,重新对第3条船舶进行定义,完善内河船舶法律制度。

简介：将规范性文件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对促进行政机关依法作出抽象行政行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使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真正纳入法治的轨道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日前，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2014年度“公调对接”专项工作经费75万元全部下拔到位，主要用于全年专职人民调解员工作补贴、业务培训以及奖励等。为扎实推进人民凋解与行政调解的有机衔接，

简介：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指导部门，上海市社会服务局在刚刚完成的《关于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机制的调研报告》中提出，要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在法制、体制、机制上落到实处’使其真正担负起协助政府部门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重任，必须搭建并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的平台和渠道，使其实现社会化、市场化、规范化。

简介：目前,"性贿赂"行为伴随财物犯罪而普遍存在,其社会危害性极其严重.鉴于"性贿赂"的特殊性和司法实践的不可操作性,"性贿赂"还不宜纳入刑法范畴.对这一问题,我们应当理性地去看待,不能盲目的把一个本应由道德调整的社会行为让法律过度介入,否则将有悖于现代法治的原则.

简介：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全会上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工作中，应“坚持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我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也提出“我国已经进入必须进行结构调整，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阶段”。而目前许多省市正方兴未艾进行的企业“改制”，正是一种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及劳动力就业方式(结构)的调整。

简介：自20世纪60年代马普案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开始适用于各州。然而，在美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而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判例法发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在理论基础方面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该规则的适用范围也在不断受到限缩。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哈德逊案、赫尔英案以及戴维斯案的判决尽管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判决，但是，这些判决不仅进一步限缩了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而且，其论证逻辑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命运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简介：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对重复性供述的可采性做出明确规定。以往的非法取供方式对重复性供述所产生的现实影响直接决定了是否将其排除。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当前急需创设出有效可行的取供机制,并且重点突出激励性,对仅仅停留于形式上的口供应用方式加以改变,不再将非自愿供述视作重中之重。

简介：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是我国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其中，排除危害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与损害赔偿具有的事后补救功能相比，它起着预防损害之作用。传统侵权法注重赔偿损失，在环境侵权领域应倡导排除危害之广泛适用。但是，排除危害在具体适用时，又必须对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对立的利益进行平衡。

简介：证据法是管控司法事实认定的规范体系,因此证据法的结构与事实认定主体的特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普通法系的证据法,即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很大程度上是陪审制发展的产物。陪审员被假设为不够理性的事实认定者,法官适用排除规则将某些具有危险性的证据阻隔在庭外,可以优化庭审信息环境,管控陪审员的裁决。但是陪审制在诞生之初是一种知情裁判模式,只有其演变为非知情裁判,陪审员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事实认定者之后,证据排除规则才逐渐地生成。陪审员的一些非理性认知倾向,也被一些现代认知科学和实证研究确证,这说明了排除规则立法的必要性。陪审制所造就的二元式法庭结构,能够使排除规则这种管控方式有效地运行,这使排除规则立法具有可行性。在当代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背景下,研究证据法的陪审制基础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简介：法官之所以不排除非法证据，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的：首先，法官不知道如何排除非法证据。对何为非法证据、证据合法性调查的程序等问题存在认知困难。其次，法官不愿排除非法证据。如有的法官认为在非法证据本身的真实性没有问题的情况下，

简介：一、引言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出台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和2012年《刑事诉讼法》分别以司法解释性文件和立法的形式正式确立了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2年《法院解释》)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进一步予以细化。2013年,中央政法委员会出台《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以下简称《中政委规定》),在重申非法言词证据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同时,对讯问场所和全程同步录音录

简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法治国家一项重要的证据法原则，这一法则体现了诉讼文明，程序公正等若干法律价值。但由于该规则排除了有证明价值的相关证据，因此伴随着高昂的成本。排除非法证据需要对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进行必要的权衡。我国应建立绝对排除非法供述证据与权衡排除其他非法证据的原则。在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同时。必须设立切实可行的排除程序来解决有关排除中的各种问题。同时设立如庭前证据展示制度等若干配套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