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只要我们对20世纪初中日两国“人的文学”有所了解,就不难发现其历史进程的相似。但由于观察的角度不同,以及其他缘故,以往的结论并非都符合历史。譬如,即使是亲身参与那段历史演进的周作人也难免偏谬。他在写于1925年10月3日的《日本与中国》里说,中国新文学“在近二十五年所走的路差不多与日本一样,到了现今刚才走到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的样子,虽然我们自己以为中华民国的新文学已经是到了黄金时代了。”说路差不多一样自然没错,但说1925年的中国新文学只相当于1897年日本文学的样子,则大谬不然。事实上,截止1897年,日本“人的文学”作品,诸如《浮云》、《楚囚之诗》、《舞女》与《嫩菜集》等还相当幼稚,而1925年时的中国新文学已经进入成熟期,《呐喊》、《女神》、《沉沦》、《隔膜》、《繁星》、《红烛》、《自己的园地》、《咖啡店一夜》等均已问世。显然,到了1925年前后,在“人的文学”进程上,中国已经大致赶上日本并保持同步了。那么,周作人何以会发此偏颇之论呢?也许他是痛感于国人在对待日本文化上所表现出的自大根性吧。对自大根性的批判无疑是正确的,做杂文也不妨夸张,但历史评价却应该实事求是。中日近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的确很相似,但似在哪里,异在何处,原因何在,却需要深入细致的探?
简介:司法权限方面的争议在界定清朝(1636-1912)诸帝与其蒙古臣民关系的实质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满蒙在法制上的互动可追溯至清朝建立前。那时,对于自己不满意的法律内容,蒙古人经常向满洲统治者求助。以汉名理藩院而广为人知的蒙古衙门的建立,可视为处理刚归顺的蒙古人信息的一种尝试。蒙古当局被赋予有限的司法权力,或者说在其职责范围内,理藩院被迫面对诉讼者试图与当局角力的困境,在形塑理藩院的职责范围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通过审视理藩院在法律方面的权限,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多元的法律秩序向更一致、更稳定的方向发展着,并呈现出一种把蒙古人纳入中华法制的趋势。
简介:本文论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在政治方面进行的一系列有益的整合举措,认为其重建和规范了新疆的统治秩序,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新疆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其消极、失败的一面也不容忽视。
简介:AmEndeseinerTiberius-BiographieführtSuetonvierTodesszenariendesKaisersan,1einesdavonsollausderBürgerkriegsgeschichtedesSenecaMaiorstammenundlautetwiefolgt(Suet.Tib.73,2=PeterF2,FRHist74F1):2Senecaeumscribitintellectadefectioneexemptumanulumquasialicuitraditurumparumpertenuisse,deinrursusaptassedigitoetcompressasinistramanuiacuissediuimmobilem,subitovocatisministrisacneminerespondenteconsurrexissenecproculalectulodeficientibusviribusconcidisse.
简介:自1949年以来,中国参照苏联模式建成一个“多民族国家”,在50年代开展了“民族识别”工作,政府组织专家学者深入各地调查,最后正式“识别”出56个“民族”,这样一个民族格局构成了现今中国民族关系的基本框架和所有制度、政策设计实践的基础。为了更加深入地分析建国后60年中国在民族工作方面的实践,反思在民族工作中出现的经验和教训,重新思考并开展对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口述史调查,分析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讨论这一格局对今天中国民族问题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的。本文讨论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民族问题研究者面对的几大难题,简略分析了“民族识别”工作的基本情况。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解放,学术理论上也开阔了视野,对于20世纪50年代“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理应成为今后中国族群问题一个重要研究的专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