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流行观点认为,中国专注于实现本国利益而愈发进取。特别是在近年有关南海、东海争端中,中国被描述成咄咄逼人和野心勃勃的。事实并非如此,近年来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行为的变化,反映出中国领导人的某种不安全感和反应性特点。中国领导层尚未进入其国际新角色的状态,中国对其快速发展而产生的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以及不可避免的紧张,尚未做好管理的准备。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崛起的这种内向特性却往往被忽视,主导西方学界的新现实主义对此无法进行解释。这就需要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分析框架,同时强调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变化。这种分析框架能够为中国崛起的现实主义分析提供更强有力的理论基础。
简介:当代中国政策语境下创新创业的理论内涵具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创新创业成为国家战略,当代青年肩负更大的历史责任。当代青年创新创业的社会环境取得了进步,速度有较大增长,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结构有所改善,但整体发展仍处于国际中游水平,高技术创新创业和机会型创业不足,融资缺口大,规避风险机制有待加强等。从共青团服务青年创新创业看,存在着共青团服务青年创新创业能力与青年创新创业意愿之间有较大差距、共青团青年创新创业工作存在精英取向和城市取向、共青团创新创业工作的各自为战与力量分散的弊端并存等突出问题。为此,共青团要找准服务青年创新创业的主要着力点,积极通过服务青年创新创业来实现就业弹性的增长,加大在中西部地区、地市级城市和县域城市青年创新创业的工作力度和资金扶持力度,打造在第三产业、新兴产业和新业态的工作品牌,面向国际、面向社会组织、面向企业内部引导和支持青年创新创业。
简介:家长作为与青少年子女联系最紧密的初级群体,其态度和行为深刻地塑造了子女的网络游戏使用形态。基于全国性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本文考察了家长群体对于青少年子女网络游戏行为的认知情况和管理方式。数据结果表明,在认知层面,家长群体对于青少年子女的游戏使用类型、游戏使用地点、游戏接触时间等方面的认知与青少年实际情况存在偏差;在管理层面,家长群体对青少年子女的游戏管理行为包括游戏时间管理、游戏设备管理和游戏下载管理,其中初中阶段青少年的家长对孩子管控最为严格。本文认为,现阶段家长群体对于青少年网络游戏存在"重态度而轻行为"的特征,家长群体若希望积极有效地引导青少年子女使用网络游戏,首先必须加强对子女网络游戏实际使用行为的了解。
简介:我国当前面对网络犯罪的多发,对提供中性技术服务的网络服务商的刑事处罚呈现扩大化趋势,不仅实现了对网络服务商中立业务行为未必故意的全面处罚,还形成了共犯正犯化的处罚逻辑,更有偏向刑事化判断的思维逻辑。这种处罚逻辑,无不与网络犯罪的异化、扩大解释、无前置法等因素有关,但却多有违背罪刑法定与法治原则,影响了网络服务商业务的正常运行。中立帮助行为在德国实务与理论界讨论近一百年,其主要内容多从主观故意方面认定。在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对网络服务商中性业务的处罚上,有偏向于限制处罚的趋势。为了兼顾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与网络服务商的正常业务,对于网络服务商的中立业务行为,只有制造不容允风险才能归责,并且不同类型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容许风险应有所区别;在主观故意上应坚持网络服务商的主观确知,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的推定规则进行认定。同时,网络服务商具有提出信赖原则、合理使用、安全港条款等抗辩事由的权利,阻却违法。
简介:去规制后的美国金融部门驱动了一场错误导向的大规模的错误资本配置:把资本投进用高科技从事的资产所有权凭证的投机买卖中;在已经过剩的制造行业,再增添新的工厂、设备和软件;还把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蔓延到新经济的中心地带,尤其是计算机及芯片行业、电讯及其零部件行业等.新的厂房、设备和软件的急剧增加,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的幅度;但是,这远远不能抵消源于全球范围内的尤其是在制造业部门中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所导致的产品价格增长幅度的锐减所带来的损失,更别提滚滚而来的国外购买美国资产的需求所推动的美元汇率的节节上升,对生产成本造成的上涨压力了.一方面,是持续增加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另一方面则是无情地施加给利润率的向下压力.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的是,当经济扩张持续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度时,实际工资的增长终于也开始加速了,并成为促使利润率下降的另一股力量,尤其在制造业之外的其他部门更是如此.在1997-2000年间,即使是在繁荣达到巅峰的时候,非金融公司部门的利润率在总体上仍下降了15%,从而为2000年股市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2001年经济衰退打开了道路.
简介:党的十八大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发展蓝图中,提出的第一项任务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并提出了“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