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财富,是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财富。青年大学生肩负着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继承民族精神的文化使命与担当,是讲好中国文化故事,展现全面中国的未来中坚力量。但当前受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的冲击,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面临着缺失、缺位的现状,高校是文化创造和传播的重镇,坚定文化自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积极地寻找实现优秀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实践中的融合路径,以提高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培育具有丰富文化修为,坚定文化自信的未来新公民。
简介: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是一个有机整体。决定这一性质的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在根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品质,是超越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理论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机整体的理论基础问题也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内部各具体理论形态之间的关系,前一具体理论形态不仅是紧随其后形成的理论形态的基础,而且是其后形成的所有具体理论形态的基础。邓小平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改革开放4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总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结构性特征,是这一有机整体性质的内在规定与表现。
简介:首都北京,祖国心脏。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首都公安五万民警牢牢把握中央'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都'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公安部'四项建设'总体要求,深入践行'四个第一'理念,即:以'两个安全、两个确保(维护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确保党中央安全、首都安全)'为第一责任,以反恐防恐为第一要务,以守纪律讲规矩为第一要求,以群众满意为第一追求,牢牢抓住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有利契机,始终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出发,自觉把公安工作置于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大局中来思考、来谋划,忠诚履职、顽强拼搏、连续奋战,圆满完成了各项重大活动安保任务,全力维护了首都社会大局稳定。2015年首都群众安全感创2008年以来最高点。2015年政府年度绩效考评,北京市公安局在51个市级行政机关中综合成绩总分排名第二,是自2009年开展绩效考评以来的最好成绩。近日,本刊记者专访北京市副市长、公安局长王小洪,请他就首都公安'坚持改革创新强化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作了深入解读。
简介:经过北京共青团两型组织建设训练营为期六天的学习和考察,个人感觉收获颇丰。整个训练营在教学安排、课程设置等方面做了精心调整,在短短的几天里,学习了“学习型组织精要”、“系统思考工具、方法演练”、“改善心智模式与创新思维”、“成功项目策划与组织”等多个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参与了“增强回路实战练习”、“沙漠求生互动游戏”、“深度汇谈练习(worldcare)”等实际操作环节。集中学习结束后,我们“春之队组”认真选题、反复讨论,运用所学理论和方法工具,围绕“如何整合共青团资源”课题进行了集体成果展示。之后,还随团赴大连考察了冰山集团、香炉礁街道香山社区、大连医科大学等单位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先进做法,并就创建学习型组织过程中遇见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经验介绍和沟通交流。学习过程坚持了“理论学习”与“实践推进”相结合。
简介:广州,一个始终矗立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见证了中国发展变化的城市。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它身居海上丝路起点核心,依然担负着重要角色。近年来,面对城市建设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复杂社会治安挑战,广州公安机关在全面深化公安改革、深入推进公安'四项建设'的基础上,围绕创建'平安广州'和'干净整洁平安有序'城市环境的目标要求,以'确保政治安全、创新警务运行、维护社会稳定、严厉打击犯罪、严格规范执法、用心服务市民'为中心,推动全市治安大局持续向好,呈现出'警情下降、发案下降,破案上升、群众安全感上升'的'两降两升'良好态势。近日,本刊记者赴广州专访广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谢晓丹,请他谈谈广州公安是如何建设平安有序城市环境、打造'平安广州'的。
简介:尽管“治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然而,它至少包括三种主要含义。“治理”的第一种含义指各种在国家体系之外的非主权国家主体的国际合作。这个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源于有关全球化的文献,它强调主权国家的治理权责正在向非正式的横向合作和欧盟这样的超国家主体让渡。“治理”的第二种含义是将治理等同于公共管理,即有效地履行国家政策。这种解释的出现是由于人们意识到全球贫困的根源在于腐败和国家能力孱弱。“治理”的第三种含义是通过社会网络和其他非等级制的机制来规范社会行为。第一种和第三种“治理”的含义淡化了传统的国家权威,它们更多地支持新兴的、跨国的或市民社会的行动者。这些潮流也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政府运作的透明程度和问责机制等问题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