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运用长沙市25个社区9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获取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作为因变量,通过路径分析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总体较差,作为中间变量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影响住房状况,社区环境因素是中间变量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作为初始变量的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类型和工作行业不仅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而且对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初始变量的住房公积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没有影响。最后建议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制度的均等化,科学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对象标准,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
简介:国家人口计生委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艾滋病预防与安全人口流动”项目于2006年1月19-25日分别在项目点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和辽宁省丹东市宽甸满族自治县举办了“同伴教育者培训班”。
简介:本文使用2016年120县人口监测系统数据,结合山东省婚育政策变动,聚焦山东省户籍妇女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变迁,通过计算1986-2016年详细的分孩次生育指标,以了解相关婚育政策对生育率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文章重点分析一孩和二孩生育,因为这两个孩次合计占山东省出生人口的90%左右,并能够体现自1990年以来严格执行晚婚晚育和二孩间隔政策后人们生育时间和生育年龄方面的巨大转变。分析显示,山东省户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长期受严格的生育政策约束,不同时期主导性的政策类型不同,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晚婚晚育政策和二孩间隔政策的变动导致生育行为的年龄分布和平均生育年龄的本质变化及时期生育率剧烈波动。2013年以来相关政策调整后二孩生育率虽强势反弹,但其对提升时期总和生育率的贡献幅度,被同样迅速下降的一孩生育率部分抵消。当前山东省的生育模式仍不稳定,存在诸多进一步强化自愿推迟生育的影响因素,并将进一步降低时期生育水平。
简介:文章利用国家卫计委2016年福建省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从社会性别差异的视角动态考察流动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动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结果发现,有44.34%的流动人口实现了向家庭化流动模式的转变,其中女性流动人口的转变程度更为突出。流动人口从独自流动演化至家庭化流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个人及其家庭社会经济特征、流动特征与居留意愿和生命历程变动等因素均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分性别来看,在影响流动人口流动模式变动的诸多因素中,仅有婚姻状况变化,职业为自营劳动类别对流动模式变动的影响存在性别共性;其他影响因素存在性别差异性。主要表现为:本次流动滞留时间、本地家庭月收入和流入地类型,以及成年状况变化对流动模式转变的显著影响作用仅限于男性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增强和子女数量的增加则仅对女性流动人口发生家庭化流动转变的概率有更明显的提升效用。
简介:少数民族地区光棍的产生有其独特机制。以黔东南B乡侗寨为考察对象,研究发现,族群认同、高密度亲缘“拉力”与传统婚姻规范共同形塑女性“逆外流化”,既成为强化本地通婚圈的力量,但也造成本地通婚圈内婚姻资源供需错位,婚姻“寻觅”被迫走向全国婚姻市场。悖论在于,在非积累型家计模式下,本地男性的家庭积累能力难以支付全国婚姻市场上的女性“要价”,且男性个体教育水平、社交能力等综合素质条件较差,难以与其他地区的男性竞争。在这种弱竞争力下,少数民族地区男性既无法从全国婚姻市场上获得婚配机会,又难以在本地通婚圈内获得充沛的婚姻资源,其婚配几率受到双重结构挤压,因而光棍产生具有结构必然性。缓解光棍压力及其社会后果,关键在于教育水平提升、破除婚姻禁忌及优化劳动力配置,提升婚姻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