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近代以来的领域分化是由家庭发端的。家庭功能的分化，现代家庭对传统家庭的取代，为近代社会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在此基础上，日常生活、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才得以各自生成。对这一过程，乌托邦思想家有着高度的敏觉，看到了“公”与“私”开始出现的矛盾，因此，他们多有废除家庭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公”与“私”的矛盾最终是在现代政治建构中得到化解的，是在“代议制”中得以调和的。当人们找到了“公共利益”形成的途径时，实际上也找到了建构公共生活的方式。但是，今天的公共生活还流于形式，只是朝着实质性公共生活过渡的准备。

简介：全球治理是全球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全球化诱发的全球问题的增加和积累,使“全球治理”变得日益必要和迫切。建构什么样的全球治理理念,遵循什么样的治理路径,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方式,将极大地影响着各个国家,以及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治理机制变革的推动者,并正在积极构建中国自身的全球治理战略。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既有利于促进中国的持续繁荣和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前景光明,但必须化解一系列新的挑战。

简介：预算透明是良好的财政治理的关键因素之一,也是实现财政民主和有效财政监督的生命线。本文从人民主权理论、公民知情权与参与权理论、治理理论和民主财政理论四个方面剖析了预算透明的理论依据。基于英美等国预算透明演变、公共预算形成的历程,提出预算透明度提升的压力模型、推力模型和耦合模型。并结合中国政府预算透明度现状,从法律法规建设、预算信息披露、政府会计改革、财政信息质量四个层次提出提升中国财政预算透明的具体措施。

简介：放眼民国年间之易学发展,其革新是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之上的。传统易学研究,进入20世纪之后,研究流派虽然更为丰富,但却始终没有离开最为基础的＂象数＂与＂义理＂两派,尤其是对于传统继承者,象数派学者一般都承袭汉代今文易学者的做法,或致力于搜寻遗象,或用功于整理象数体例,而其核心观念在于坚持以象解释《易》,即所谓＂观象系辞＂、＂由象明辞＂。义理派学者则主要运用文字训诂、文献考证、文本整理的方法来注释、研究《易经》,其目的是恢复原典本义。从其根源而言,义理学主要受汉代古文易学者影响,继承了清代中期以来乾嘉学派治《易》的传统。在此将20世纪早期的几位继承者,就象数学而言,以徐昂与尚秉和为代表,义理派则以杨树达与高亨为例,通过对他们易学思想的梳理,来明示继承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不可轻离的关系。

简介：2018年7月20日至7月23日,＂儒学当代开展的路径与问题＂学术研讨会在安庆师范大学顺利召开,会议由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省儒学学会、安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联合举办。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河北大学、黑龙江大学、中国孔子基金会、华东师范大学、深圳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苏省社科院、南京大学等20多家单位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简介：针对我国侦查强职权主义的特点，学界提出了侦查程序诉讼化理论，期望运用现代诉讼的基本原理改造现有的侦查程序，引进司法权的介入与控制，增强犯罪嫌疑人与侦查机关平等对抗的能力。侦查程序诉讼化理论契合了现代诉讼程序保障权利、限制侦查权滥用的价值追求，但由于对侦查程序的内涵把握不准，在司法介入的性质和犯罪嫌疑人地位的定位上难以做到理论白洽和符合侦查实践。不同于审判程序，侦查的过程既存在侦查机关单方面调查活动，又包含了控辩双方及其他程序参与人的参与。因此，我国侦查程序改造的路径选择应当围绕这两方面的内容而展开。

简介：

简介：基于农村社会的特定关系结构，我国基层司法权力的运作表现出了相当大的灵活性和变通之道；而能动司法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扩展了基层法官的职业角色和行为规范。这既是司法机关主动回应社会诉讼需求、满足民众正义期待、重塑自身合法性基础的努力，也是基层法院提升自身自主空间的尝试。但农村基层法官的实用主义路径和方法也存在过分依赖个人经验、解纷成本过高等实践问题。

简介：在“工具理性”的借口下,我国各地模仿甚至照搬了国外“结果导向”式政府绩效评估的做法。各地共同性的做法是将政府绩效评估视为一种包括了行政目标分解、具体化为绩效指标体系、评估实施等主要环节的“链式工具”,这忽视了它萌生的前提条件,以致在我国引发了各种问题。被忽视的前提性条件主要包括公民主义、政治-行政两分体制、管理工具的路径依赖性、依法行政传统、绩效预算与绩效评估的协同作战、绩效评价的非人格化等。要使得政府绩效评估在我国充分发挥其作用,就需要尽量创造它发挥作用的前提性条件,同时重点开发本土性、“在地化”的绩效评估模式。

简介：政策如何下乡及有效运作，是乡村传播学及乡村治理研究应该给予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通过江苏省J市10个乡镇的实证调查，主要探讨了国家对农传播过程中信息沟通或实际运作的背后，存在着由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与人际传播所构成的政策下乡传播系统，其中体制性渠道与非体制性渠道的传播博弈，将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对农政策在乡村社会的认知、理解与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