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吕楠乃明代与王阳明中分其盛的关学集大成者,以“取法程朱、辨乎阳明”为宗旨对《孟子》展开创造性诠释。在理(性)气关系上,他反对张载、朱子的“理气为二”,主张“性在气上求”的“理气非二”说;在“良知”上,他批判阳明的“良知”之教过于浑沦和笼统,并以朱子的“知先行后”纠正阳明的“知行合一”;在“浩然之气”上,他认为这恰恰是孟子不及孔子处;在心性工夫上,他提出“收心之学,以仁为主”,以求凸显仁学的本旨和地位。吕楠的《孟子》学折射出秉承张载关学重视践履、批驳阳明心学、羽翼、修正朱子学的诠释特质,有力推动张载关学、朱子学的深化与发展,对于探究张载关学、朱子学在明代的流变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
简介: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开篇表述了一个“目的链”分析,他论证说:我们所有的实践与探究都旨在获得某个好,而每种好之所以好,又是因为有助于获得下一个好;这样,这些“好”就会排成一个“为了一为了一为了”的手段一目的链条,其尽头指向“终极好”。终极好的价值源于自身,而不再是因为服务于下一个好而好。接下来,亚里士多德说这样的终极好就是“幸福”这个至善——幸福概念是整个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在现代,对自由主义主流政治思想不满的社群主义和共和主义政治哲学,在重启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智慧时经常诉诸它。事实上,不仅政治哲学家们日益钟情古典幸福论,而且各国政府今天也正在现实政策规划中直接写入“幸福指数”。
简介:《管子》四篇并非专门注解《老子》的著作,只是为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而解读、发挥老子思想、注解《老子》文本.《管子》四篇的“《老子》注”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分散于《管子》四篇.并且,主要是对《老子》“道经”的部分内容的注解.而且,其注解《老子》具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构成了其注解《老子》的特色,也是其注解《老子》新意之所在.从《管子》四篇注解《老子》的文字,并结合《管子》四篇对老子思想的阐发来看,《管子》四篇认为老子思想包括道、圣人、人生修持等方面.这些,大体不谬.《管子》四篇把老子道之无为解读为“道贵因”,以“因”释“无为”,是其《老子》注的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