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俞吾金教授的新著《实践与自由》和他的整个实践哲学研究体现了实践哲学的根本旨趣——爱智慧与爱自由。“文革”后,中国学界对实践的理解经过了四个演进环节,分别由四位学者所代表:艾思奇——把实践规定为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把自由规定为对必然性的自觉服从;李泽厚——提出了实践哲学的主—客体框架;高清海——用实践观点超越“唯物—唯心”的哲学范式:俞吾金——以揭示实践的自由本质为己任。俞教授把康德看作通向马克思的桥梁.通过阐发康德对“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与“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的区分.把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与本体意义的自由关联起来,为中国社会未竞的启蒙事业和政治自由揭示了一种最具合法性的理论根据。在相关实践课题和思想资源长期被各种意识形态教条和学术行话所层层遮蔽的情况下,俞教授坚持不懈地为实践自由而思想,显示了一位哲人的睿智、良知和勇气。
简介:儒学在当代中国近30年来有充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而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地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至于与其他传统的哲学理念如何沟通而实现其独特性与独立性,更有待相互认知对等的深化。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于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于此的“三正”之说是: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
简介:20世纪60年代,科学哲学与核心哲学之间早先亲密的关系开始急剧改变,库恩和他的同时代人提出了科学哲学独具匠心的问题,带来了多少有着相对主义和建构主义色彩的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理论选择的传统哲学说明遭到拒斥,而社会学说明获得优先地位,科学哲学开始远离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核心问题。不可通约性论题是对实证主义更为激进的背离,它在自我承诺意义上的所有明显影响,可被视为保守的和过时的。在科学哲学开始倾向于自然主义方法时,库恩思想中却出现了一种先验的方法;在其科学哲学的注意力从范式转移到不可通约性时,哲学的潮流再一次朝向了相反方向。在拒绝同时代科学哲学的一些方面时,库恩无意间让自己与实证主义保持一致。科学哲学对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已变得更顺应和开放,重新评价库恩所放弃的那些具有自然主义因素的思想的时机已到来。
简介:殷墟甲骨文中,需同于儒。需、儒人群在殷商频繁活动,在王室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也已形成专门化、垄断化的职业。《周易》的需卦虽与儒有一定的关联,但将它与殷商民族或儒的原始发生联系在一起,则尚欠证据。汉字中。偏旁带需的字,多具有柔、弱的意思。儒的文化性格受启发于周室勃兴。周王朝的建立与发展及周初诸王的事功业绩与崇高德行,为最初的儒不仅提供了理想原型。也构成了儒家学派自身创生的精神动力。原始的祝、宗、卜、史职业已经不能满足儒者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双重需要.他们游离出祝、宗、卜的职业安排.而相对保留史的存在。他们要使用民间舆论工具。通过思想与文化的力量积极参与社会上层的政治活动。保护弱者的利益,为弱者说话,自觉地认同于弱者代言人的身份。
简介:黑格尔哲学声称把握绝对知识,但又承认哲学不外是以思想把握时代,哲学家也不能超越所处身的独特历史条件。为了尝试疏解这个表面冲突,可将作为黑格尔的系统基础的《逻辑学》视为一套庞大的范畴体系;分析康德的范畴论及其理论预设,则有助于显示黑格尔理论的独特之处。有别于其他理性主义者,黑格尔不接受有任何先验而终极的原则可用来建立哲学系统和完整的范畴论,而是认为只能在具体的哲学史发展中把握概念,然后整理出一个系统。因此,哲学只能回顾思想和历史的发展,把握当下的时代精神,这种历史理性才是把握绝对知识的正途。通过理性的历史条件来理解黑格尔的绝对性概念,黑格尔哲学可重新被解释为一种开放的和需要不断更新的哲学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