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在《算术基础》中,弗雷格追溯了数学表达式之不变的逻辑基础的同时,清理了带有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心理主义。但心理主义并没有因此销声匿迹,反而在蒯因那里得到复兴,而且蒯因还基于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否定了弗雷格对数学基础的探寻。本文试图借由解读弗雷格和蒯因的文本,展示数学哲学中的基础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并借由弗雷格的文本对蒯因的心理主义做出回应。

简介：在以往的研究中,马克思的辩证法要么因其"唯物的"性质而导向一种强调其唯物性质的研究,要么因其与阶级理论和资本理论的关联而导向各种社会批判理论。对唯物性质的过分强调,有时却使得这一辩证法沦为一种庸俗的经验方法;而对革命性批判性的单面执著,则忽略了辩证法之为方法论的各种前提性问题和复杂情形。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有意暂时悬置"唯物的"和"革命的"这两个维度,单单从纯粹方法论的角度考察马克思的辩证法,并试图以"抽象"为切入点重新阐释这一方法。

简介：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包含哲学智慧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集中体现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发展战略和社会发展动力等方面。具体而言,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顶层设计,是邓小平在政治勇气与理论勇气相结合、历史眼光与世界眼光相统一、以实际为出发点的真理性与以人民利益为追求的价值性相一致的基础上,率先对时代主题作出新的判断,对中国具体国情作出了清醒的认识。从社会发展战略上看,'三步走'发展战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如何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过程性与阶段性以及社会发展的重点论与两点论的有机统一。从发展动力上看,改革是社会主义的直接动力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顶层设计,它体现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自发动力和解决基本矛盾的自觉动力'的有机统一,改革动力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前进性与曲折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人的动力与物的动力'的有机统一。

简介：时下随着大学生就业以及创新人才培养问题越来越突出,用人单位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工作经验积累的要求甚为苛刻.河南省内多个民办高校为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和职业素质,在人才的培养上,在强化实践教学的力度上,都不同程度地加强了对各种形式实训基地建设的推进力度.实训基地建设作为强化高校学生动手能力中的关键一环,若能有效建设可以让学生很好地运用理论知识强化实践训练,弥补专业不足,熟悉企业的工作流程,接触教学化的训练项目,从而获得工作能力方面的提升,接近企业的用人需求,减少入行就业的难度.校内、校外实训基地是高校实训基地建设的两种主要运行模式,以这两种模式为基础各民办高校的艺术设计专业在进行具体的实训基地建设时又在探索行之有效的运行方式.

简介：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写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这句话，一般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想指出以前的哲学家们只是消极被动地解释世界，一味地去对现存世界进行解释，而不重视改变世界，不懂得通过实践活动去对现存世界进行变革。而马克思所要创立的新唯物主义不仅要正确地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改变世界，实现世界的革命性变革，从而达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秉持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统一起来，在正确解释世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不断改变世界，又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进程中通过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方式不断解释世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不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简介：与启蒙精神的对话，至今仍是思想界不能回避的挑战之一。特别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站在古与今、中与西的双重难题之间，既要探索启蒙本身历久弥新的价值，又要尝试回答这种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思想与实践的意义何在。这里选编的一组文章，分别从启蒙思想的历史性构成、中西“理性”观比较、启蒙精神与中国现代化，以及启蒙传统的现代价值等方面展开研究，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揭开了“启蒙”的神秘面纱，阐述了启蒙精神的当代价值，特别是启蒙精神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思想解放作用，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启发性和很高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正如启蒙是一项未竞的事业，关于启蒙的研究同样未完待续。

简介：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围绕社会正义问题进行了持续、深入的讨论，这既是中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在理论和观念上的反映，也是学术研究中的难点。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时期，面对理论和现实的重大问题，如何深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开掘马克思思想资源中的社会正义思想，以彰显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与在场性？

简介：本文认为,《约伯记》要表明的应该是上帝的形像与作为;苦难是人认识上帝的途径之一,虽然这途径既残酷又现实;人心中对上帝的看法与上帝自身所展现出来的形像是否一致?《约伯记》告诉人们,人对上帝的认识是极其有限的,甚至连提出问题的资格都没有。本文试就《约伯记》中的故事和各人的辩论,来浅谈《约伯记》中约伯的上帝观,希望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方面有所帮助。

简介：现代教育设备辅助教学是当前教学改革和各类公开课以及诸多比赛中被普遍采用的教学手段。现代教育设备如教学一体机、微课视频等辅助教学具有直观性强的特点,较其他传统教学方法更易于激发学生对化学学习的兴趣,对多种感官的刺激可增强记忆的效果,使抽象的现象和概念具体化、直观化、形象化。

简介：中国禅宗的传承一直上溯至昔日灵山会上＂拈花微笑＂之间传佛心印的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摩诃迦叶。云南鸡足山则被认为是摩诃迦叶的道场。从＂释迦拈花,迦叶微笑＂所体现的＂传佛心印＂,到菩提达摩的＂祖师西来意＂,再到中国禅宗＂以心传心＂的确立,其中既体现了中国禅宗＂心＂的宗教形成的脉络,也从一个侧面表现了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的形成。本文就＂拈花微笑＂、禅宗传法世系的确立与禅学向＂心宗＂的过渡之互动关系略做探讨,并以此来说明鸡足山在中国佛教中特殊地位形成的佛教中国化背景。

简介：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福柯提出要建立自己的新史学观。在他看来,传统的进步史观的本质实际上是由意识进步论和理性目的论建构起来的,这种主观思维中生成的完形模式总是想造成平滑和同质的历史主体,并呈现出从低级到高级、由起源到终结的发展过程性。而新史学的历史研究则是要从根本上拒绝传统历史研究中的＂线性图式＂,它不再制造任何类型的历史总体性,而恰恰是要分析这些非连续的不同系列中的东西是如何被建构成连续总体的。

简介：西方文化是物质之实体系统,重于实存的解剖分析;中国文化是心性之功能系统,重于德性仁心之虚灵性。中西文化之异辙异途,皆源于根系之大别,与流向之不同。欲厘定中西文化形态之异,必须沉落到其深层源头发生之处,看其如何在求生活动中,怎样处理种种求生关系。人在世界中只有三种关系:人与物/人与人/人与自身。在一个民族或社会中,三种关系不能齐头并进,只能据一而兼二(这是由社会性质决定的),显示了首出者之必然与神圣。据于物者,其兼性必本乎物(西方:化事为物);据于人者,其兼性必本乎人(中土:化物为事)。前者,属物之实体性文化,主于"买—卖"关系,遵奉因果律,严依数学·逻辑之精密计算与推演,达乎逻辑体系,成就了西方之科学、哲学与艺术,故有宇宙论、本体论等等之揽物弃性之诸多名目术语出场;后者,属心性道德功能性文化,主于中和关系,遵奉仁义道德律,严依"天人合一"中心性聚汇的生命空间之功能去组织、言说心性世界的活动与程序(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达乎纲目之网状形态,成就了中土文化的道德与艺术,故只有乾坤(阴阳)说、仁义说、纲目说、体用说等等之统摄心性而弃物性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只讲一个大道理的术语之产生。以上二者即是中西文化之本色本义。中西于文化的巅峰领域里,各有其突创性的成就与杰出的开拓者。故在研究《太极图说》中,有人说,中国的周敦颐,就是西方之康德,康德以先验理性超乎经验理性之上,成为西方哲学的巅峰;周敦颐以"无极而太极"之无极功能性(阴阳恒转)超乎一切粘上感性—物性的拖累、沉滞概念,成为儒道合璧的高峰。本文侧重于追溯、论述中国文化在发生源头上之特征,其"入头处",即是"天人合一"中之生命聚汇空间及其虚灵之体用论,而贯串其间的运转主轴即是中国文化

简介：奥尔波特的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是宗教心理学最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但它是否能够直接在中国应用，是否有不适合之处是一个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探讨奥尔波特的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选取在中国社会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佛教徒来作为基督徒的参照。通过问卷的形式，本研究发现，奥尔波特的内在、外在宗教取向二分思想在佛教徒中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不适用性。亚伯拉罕系宗教的基本范畴和概念在非基督教文化中不适用；基督教的“真正的信徒”的标准并不一定是其他宗教的“真正的信徒”的标准；奥尔波特的“外在取向”并没有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宗教取向二分理论成立的前提——“有真正的信徒和非真正的信徒两种类型，且二者之间能够明确分开”——可能在佛教中不适用；部分佛教徒的行为并非源自宗教，而是源自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因此对于这一部分信徒，宗教不能用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宗教也不是他们行为的原因。

简介：11月8～9日在西安交通大学举行，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杂志协办，主题是“中西哲学中的身体问题”。

简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存在一个重大误区,就是总以为"化"是把普遍的东西"化"为特殊的东西,实际上,离开了普遍的东西,"化"的那个东西是什么都成了问题。如果说《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有什么重大的直接意义的话,那么,确实有这样一个,但可惜的是,没有被充分注意到或真正被遗漏了。这就是《资本论》与东方问题,《资本论》与俄罗斯问题,进而,是《资本论》与中国化的问题。它表明,无论是什么"化",都必须是彻底的:一方面,不能偏离普遍性的前提;另一方面,具体"化"的特殊性不过表明,这个特殊性的"化",不过是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