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城堡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军事防御设施。在武器落后的冷兵器时代，城馒是屯驻军队的主要所在。高厚的城堡墙体可以有效阻挡敌人的进攻，保护城内的安全。城与堡是有区别的，规模较大者为“城”，规模较小者为“堡”。明朝廷为了保护北部边防的安全，在长城内侧每30里修筑一堡，每60里修筑一城，为长城沿线屯兵之所。除此之外，在长城内的军事要地或主要的交通干线上，也根据驻兵与通信的需要，修筑了不少城堡。

简介：明代中叶以后，东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加以朝贡贸易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私人海上贸易飚兴，促使中国人海洋疆域意识强化。当时以《筹海图编》为代表的著述，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标志为中国东南海疆版图之内，归入防倭抗倭之海防区域，这表明明代海洋疆域的观念与岛屿的历史主权已经紧密相联。

简介：《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辑刊《赤水＂桥上桥＂与生态环境变迁》（简称《赤水桥》）一文指出当地民间对陕西渭南县赤水下桥建于明代或更早时期的各种说法＂均与史实不符＂,并认为自＂顷治庚子（1660年）以前,赤水河上没有任何桥梁,更不用说石桥了＂。笔者尝读嘉靖《渭南县志》（嘉靖二十年钞本影印,凤凰出版社）,发现了明代赤水河上已有桥的历史记载。

简介：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地的发掘，使我们对明代贵族的舆服制度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而出土的精美的丝织品衣饰亦反映了当时高超的织造工艺。

简介：明代之潮汕，寇乱横行，民变频仍。这里“负山阻海，擅沃饶之利，其民喜斗，乍聚乍散。有司急之。不匿于溪崖篁竹之中，则泛舟人海。因风之所止泊，而时出抄掠为患”“寇乱较唐、宋、元为尤烈。”对此，明代潮阳乡贤林大春也称：“为今岭海患者，不过曰山寇、海寇、倭寇三者而已。

简介：澎湖列岛处于闽海之中，是中国东南沿海的前哨站，海防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洪武初年，倭寇连续侵扰中国沿海，明政府无力控制澎湖，遂采取迁民弃守的收缩战略。万历中后期，随着海上危机的不断加剧，明政府逐渐加强对澎湖列岛的军事防卫，力图将其纳入国家海防体系之中，并将其作为东南海防的第一道防线。澎湖之战后，明政府改变了先前的汛防做法，在澎湖建立堡垒营寨，派水陆军长戍于此。可以说，在整个明代，澎湖防务一直是政府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明政府对澎湖海防的不断强化，不仅是国家海洋安全空间扩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打击外敌侵略、维护国家海疆的必然举措。

简介：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通过颁布《皇明祖训》规定了明代宗室不同于平民、臣僚乃至勋戚的法律特权。明中期以后,随着宗室人口增多,朝廷对于宗室的管控趋于严格。弘治、嘉靖、万历三朝先后颁布的《问刑条例》都载有直接约束宗室的条例,却表明宗室一直是朝廷区别对待的群体,其法律特权与洪武时期相比有所变动而没有发生颠覆性改变。嘉靖四十四年颁布的《宗藩条例》则显示出,宗室法律特权的变动依据爵位高低而呈现上下分野,亲王法律特权始终不变,郡王、将军而下宗室所受法律约束增多,并呈现出被纳入普遍法适用范围的一些迹象。

简介：孙仲汇先生在《古钱》中说：“明代也铸了一些特别厚重的小钱，多集中在永乐至天启年间……厚度约为普通钱的一倍……重量为5～7g……很可能是开炉时的初铸品”。

简介：<正>东坝(明人称广通坝)、下坝位于固城湖东10～15km,扼岗地东、西二端,有胥溪河(中河)穿岗而过。胥溪河是太湖流域西向借水的天然孔道,也是筹划中的沟通青弋、水阳江流域和太湖流域的“芜申运河”的一部分。关于明代始筑的东坝,当地

简介：中国古代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模式，是考察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是对明代县级地方公共工程所作的微观实证研究。明代县级政府对境内各种公共设施和工程负有修缮维护之责，但发起公共工程的权力极为有限。在地方财政中，没有固定的公共工程经费，一般通过罚赎、劝募、摊派等方式筹措。公共工程兴建过程中，大量吸收耆民、义官、乡绅等民间力量参与管理。县内小规模的农田水利工程，则由塘长、圩长、老人等职役进行日常维护，由当地百姓出力兴修。县级政府完成公共工程建设的过程，体现了其作为最接近基层社会的国家政权的特点。

简介：明代宗学于隆庆三年（1569年）开始正式设置，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最后完成，历时49年，先后共设置约30所。然对明代宗学设置的原因，学术界无人问津。本文细绎史料，认为明代宗学的设置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明初建立的宗室教育机制的固有缺陷是明中后期设置宗学的内在原因；天顺以后王府官选用制度的蜕变、宗室犯罪率上升及犯罪类型多样、随着宗室人口剧增带来的宗禄问题是促使宗学设置的外在因素。

简介：南京明代功臣墓石刻是指葬于南京的明初洪武年间功臣墓之神道石刻,它代表了明代初期雕塑的艺术成就,具有时代特征。其规制按照明初礼仪制度而建立,按照人臣墓的形制雕凿石刻,象征地位、礼仪、镇墓和融入人们的祈望。在艺术特色方面,功臣墓石刻继承了唐宋雕塑艺术的特点,形体塑造上用几何化的简略手法塑造雄浑豪迈又略显稚拙的形象,同时局部刻画十分精细,于精巧中追求气势。在写实的基础上,注重石人和石兽的神韵,并具有装饰精美的特征,同时吸收了民间艺术自然朴实的特点。雕凿手法丰富,虽是按照礼仪制度修建,但与明代帝陵相比其表现上略显自由些。明代功臣墓石刻规制的形成和豪放风格的产生与明代初期的社会状况以及统治者个人爱好是分不开的。

简介：明代华南民族众多，人口分布亦不平衡。从文献记载来看，广州、建宁、潮州、肇庆、福州、琼州、桂林等府是人口较多的地方，南雄、太平、平乐、廉州、高州、韶州等府则是人口较少的地方。由于各地人口数量不同，加之地域面积有所差异，人口密度呈现出较大的差距。大体说来，人口较多的地方人口密度较大，福州、漳州、建宁、邵武、广州、潮州、肇庆、桂林等府即是如此。但是，有些人口较少的地方人烟也相当稠密，兴化、南雄即是如此。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由于这些地方面积较小的缘故。从民族成份来看，瑶、壮、黎等少数民族分布广泛，在华南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汉族和其它民族大部分都从事农业生产，都对当时华南地区的开发做出过贡献。

简介：在总结《华夷译语》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举例分析了明代《西番馆来文》的文献面貌，并对东洋文库本来文及若干篇散见来文分专题进行了史料笺证。作为《西番译语》之重要组成部分，《西番馆来文》藏文部分与杂字之间存在密切的文献生成关系，来文汉文部分应是其未得传世的藏文原本的规范化译文。来文比较完整地反映出明代中央与藏区关系中重用僧官、重视朝贡的历史事实，其所记职名、事件可与汉藏史籍互补互证，史料价值应得到充分肯定。

简介：明代,包含＂羊酒＂一词在内的的物质赏赐活动屡见记载。但是＂羊酒＂是否是一个独立词汇？是否读为＂羊、酒＂更为正确？＂羊、酒＂究竟是用羊肉做的酒,还是羊与酒的赏赐组合？本文依据史料推断,倾向于认定在明代官方赏赐活动中,＂羊、酒＂主要为羊与酒的组合,是明代物质赏赐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介：文化概念纷杂不一，大多隐含将文化视为一种既存状态的倾向，包括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也一样。赵轶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AbrahamAlmond）对政治文化的定义，阿氏将政治文化看做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

简介：明代广东的役法改革,是我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体现出改革的进步性,且与江西、浙江、南直隶、福建同走在役法改革的前列,为万历初张居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而一条鞭法的实行,则基本上结束了赋与役的分离,实现了赋中有役的制度化,具有赋役制度向单一的田赋制度发展的趋向。本文试就此一过程略作论述。

简介：本文从地域角度考察了明代江西文人与台阁文学之间的关系,指出台阁体的主要成员为江西文人,而江西科举之盛、阁臣翰林之多是产生此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台阁文学的创作及文风的形成得力于秉承江西乡邦文学传统的江西文人的努力,景泰年间问世的则是江西台阁文学创作的标本.

简介：笔者于数月前，得观友人祖传端砚一方。其石质坚密细润，形制古雅可喜，摩挲谛视，实端中上品。砚为六边形异型砚，六个边长分别为：上斜边长3厘米，下斜边长4厘米，上边长11．7厘米，下边长10．7厘米，左边长16．7厘米，右边长16．3厘米，整方砚呈长方平行斜六边形。

简介：明初通过实行度牒制度，将僧道身份之合法确认权归于国家，实现对制度宗教组织成员的掌控，保持世俗政治文化主导地位及相关经济制度之推行。其基本目标，主要包括限制僧道人口、划分僧俗界限、考试授牒。但僧道定额在正统以后被大幅度突破，成化时期因滥度僧道，已经基本失去效力，虽经弘治时期整理，未根本改变趋势。明中叶以后，僧道中有度牒者，当不低于70万人，其无度牒者，又当远多于有度牒者。嘉靖中叶以后，纳银给度成为主要做法，明初制度精神已然丧失。度牒制度变迁与皇室家族信仰倾向及其利益关系密切。有关争论，基本在官僚士大夫与皇帝、后妃、僧道势力间展开，反映出儒家治国理念与佛道信仰之间的严重冲突。度牒制度由社会控制手段蜕变为财政手段，是明朝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过程，也是包括社会救助需求在内的财政压力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