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成都平原是一个凹陷地盆上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很早以来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古代遗存也应该非常丰富。但是除了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工作以外,主动的考古发现却很少。长期以来,在成都平原上寻找早期遗址,许多人曾经作了大量的探索工作。上个世纪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四川队也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与成都市考古队有过多次调查,工作还是初见成效的。随后,成都市的范围内,发现多处史前城址,逐步打开了成都平原史前考古研究的局面。其中有几处都是我们曾经一起共同进行过调查所关注的。不过,至今主动考古调查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或商周时期遗址,仍然是比较少见的。这可能存在一个方法问题。
简介:采用常规的热释光细粒混合矿物法、热释光前剂量饱和指数法以及单片再生剂量光释光法三种测年方法,对中国上海、浙江萧山地区出土的7件西周、春秋、战国以及汉代的原始瓷样品进行了年代测定,并对测得的每个样品的3个年代结果与已知年代进行比对.用热释光细粒混合矿物法测定得到了较为理想的年代结果,与样品的已知年代结果相比吻合得较好.用热释光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得到了该方法的上限饱和年代,即距今1800年左右.用再生剂量光释光法测定得到了这些样品的年代,只是实际年代的50%-80%左右,结果不太理想.因此,采用热释光细粒混合矿物法测定这类样品的年代,只要解决了制样问题,还是目前较好的测年方法.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