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笔者曾经撰写过一篇有关中国史前社会中心与周边形成的文章,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由于生存形态的变化,农耕社会产生新的分化,形成农耕型社会和农牧交错型社会。随着地域差别的出现,在华北农耕社会诸地域的统合过程中,从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农牧交错型社会在周边地区出现,代表自我统合象征的中心意识产生自来。到了青铜时代的商代,以殷王朝为中心的华北农耕型社会,与代表长城地带北方系统青铜文化的畜牧农耕型社会对立抗争,由此产生新的文化接触。中国古代殷周社会与北边存在的北方系统青铜文化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从殷周社会看北方系统青铜文化社会,那里完全是未开化的夷狄之域。但是,这两个文化系统对东亚文化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北方系统青铜文化是朝鲜半岛无纹陶器文化和日本弥生文化的源头,另外与中国西南部的石寨山文化、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也有一定的谱系关系。两个文化系统还是诠释东亚史前社会文化系统的标尺。这两种文化系统的交错地带是在长城沿线,其中的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对于探索交错地带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交错地带的物质文化和地域性的形成与扩大进行深入研究,并进一步就有关社会集团的一些问题加以探讨。本文主要依据内蒙古中南部特别是近年发表的有关岱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与龙山时代并行的考古资料,尤其是陶鬲的材料进行考证。
简介:张大千的“画家”之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传奇,迥异于20世纪的其他中国画家。但也正因为其复杂和多面,导致在研究中常出现各执一端、相互矛盾的评价差异。本文拟从张大千对于自我“画家”身份的认同、建构并且自觉调适这一角度切入,围绕其三四十年代学习“画家之画”的主张与实践进行探讨,将其回置于当时的画风转向中,分析这—主张提出的内外原因以及如何具体展开;通过对“画家之画”的学习,探讨他如何形成自己的一套画学论述,不断拓展中国绘画史的深度,并最终促成其“画家”身份的转化,走向晚期自我创造的独特绘画新貌。透过张大千的“画家”之路,思考其背后所蕴含的自觉意识、技艺经验和史观维度可以为当下的中国画发展提供怎样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