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沃位于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北偏东部,地处北纬34°54′至35°01′,东经112°05′至112°11′。全乡三分之一的地方紧邻黄河南岸;北部分布着隶属荆紫山脉大致西东走向的太平山、太乐山;南部的南石山即青要山与荆紫山对峙,地势西高东低,属豫西浅山区。安里河、青河、竹园河三条季节性河流注人黄河,沿河两岸自然形成河谷川地。西沃乡面积虽然仅有55.5平方公里。然而由于其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在这片神奇的故土上,经文物考古工作者调查和勘测,发掘出了几与今日村庄密度相同的远古聚落遗址,如荒坡遗址、槐林遗址、西沃遗址、安里遗址、竹园遗址及北村遗址等。
简介:伯希和于1909年访问北京期间,向京师一批学者展示其随身携带的部分敦煌文献,北京学界随后公宴伯希和,达成今后影印、刊布法藏敦煌文献的口头协议。日本人田中庆太郎在1909年11月发表的《敦煌石室中的典籍》一文中,记录这次公宴时间为1909年9月4日。数十年来中外论著多采用此日期,但该日期明显有悖于其他相关史实。恽毓鼎在1909年10月4日日记中记录了公宴之事,为确定公宴日期提供了另一个选择,但仍属于孤证。2012年12月刊布的宣统元年八月廿二日(1909年10月5日)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再次将公宴时间锁定在1909年10月4日,并提供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从而最终解决了公宴时间问题。本文对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讨论了北京学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后果,论证了公宴伯希和日期为1909年10月4日的正确性,揭示了这封恽毓鼎致沈曾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所具有的史料价值。
简介:依据慧琳《一切经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题名,是学术史上一大功绩,学界多将此首定之功归于罗振玉。本文认为敦煌本《慧超传》的题名首定者并非罗振玉,而是伯希和。本文回顾了伯希和研究慧琳《音义》及其中所记《慧超传》之经历,认为伯希和于1904年上半年发表的《8世纪末从中国入印度的两条线路》一文,显示他已熟知慧琳《音义》中所记《慧超传》的85个词汇。当伯希和于1908年3月23日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里第一次翻阅《慧超传》残卷时,当场确定了其内容。当伯希和于1909年9月在北京接待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时,曾展示敦煌本《慧超传》残卷,并透露其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慧超传》的结果。罗振玉《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莫高窟石室秘录》两文中,均承认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系由伯希和根据慧琳《音义》确定。但罗振玉等编《敦煌石室遗书》中,在谈论敦煌本《慧超传》定名问题时,已不再提及伯希和之名。此后,学界一直误以为罗振玉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本文认为,学术史研究应追本溯源,还原历史真相,尊重历史事实,确认伯希和是第一个依据慧琳《音义》确定敦煌本《慧超传》题名的学者。
简介:沈周与北京文官群体的交往,是关于沈周其人其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明中期文坛领袖并积级参与绘画品评的李东阳,是北京文官群体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且与沈周往来颇多。本文从李东阳对沈周绘画的鉴藏入手,结合存世绘画作品与文献记录,考察交往的建立与收藏途径、题跋与品评、鉴藏行为与沈周绘画的互动等细节,试图厘清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明中期北京文官群体对沈周及其绘画的态度。本文得出结论如下:沈周与北京文官群体的交往,有赖于苏州籍北京文官的促成,书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沈周的绘画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产生需求,与北京文官的持续关注和频繁的鉴藏活动相关。北京文官的鉴藏行为,曾对沈周的绘画产生影响,而沈周在绘画主题与风格上的选择,也积极地回应并参与到了北京文官的生活和文化空间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