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印尼前任总统苏哈托时期(1966—1998年)所提倡的双重职能(dwifungsi)军政一体化教条随着印尼民主化进程而结束,军人参政失去了合法性来源。改革派政治领袖如前任总统瓦希德执政时期(1999—2001年)和梅加瓦蒂时期(2001—2004年)积极建立以文人统治为主的政府。军人参政在印尼民主化时代似乎不会再出现。然而,在苏哈托专政时期享有崇高政治地位的印尼军人未能完全接受民主化时代的文人统治模式。许多具有军人背景的政治人物开始以不同身份和方式试图重返政治舞台,充分利用民主化时代的机制来宣扬自己的理念和政治纲领,寻求民众对他们的支持。本文探讨印尼军人在后苏哈托时代,如何利用民主选举方式寻求合法性,以及将来可能带来的影响。
简介:近代时期,北美华工和华侨向中国的汇款构成近代侨汇的半数,其对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举足轻重。由于近代中国官方经营机构的缺位,早期侨汇的运营主要依赖华商个人和相关私营企业完成,表现为“水客”、侨批局和“金山庄”的经营,其侨汇经营带有强烈的逐利动机。近代后期,北美华侨华人又创造性地发展出“仄纸侨汇”的运送方式,通过遍及各地的“金山庄”、银号和钱庄,以香港为中心节点,在中国境内流通、境外兑付,这在外币汇兑方面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华侨与侨眷的利益,受到海外华侨及侨乡眷属的广泛欢迎。然而,侨汇在这样的情况下进出中国,脱离了政府的金融管制,客观上损害了政府的利益,使得清末以来的近代中国政府流失大量外汇,造成政府财政支出的困难和沿海及侨乡地区货币流通的乱局,这也是近代私人侨汇业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之一。
简介: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石之一。针对外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理论界的探讨成果,作者以非洲为背景,以中非关系近些年的进展为案例,提出了丰富和发展这一原则的大体构想。作者强调,不干涉原则必须坚持,同时要大力创新、适合时代变化与中国需求。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分析了中国对非外交实践的某些突破,总结归纳了这些良好先例对于不干涉原则的坚守与创新。下篇则探讨了中国对非洲和平自主能力的援助、对非洲区域组织的支持、对非洲援助的效率及监管、从政府主导的“小援外”向社会全面参与的“大援外”转变、中国外交新思路与内政新动向的对接、发展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局面等方面,提出了探索争鸣的若干新思路。
简介:2015年,建国之父李光耀病逝,新加坡正式进入了“后李光耀时代”。随着李光耀之子李显龙的再次组阁成功,人们开始思考面对新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形势,以及日益关注的民生问题,新加坡未来政策的走向将会如何?本文以新加坡政治历程中首次出现三位统筹部长的管辖范围以及被统筹部门的最新施政目录为观察视角,尝试解读其安全、经济和民生政策的走向。从国家安全政策来看,李显龙仍会延续之前的做法,通过外交手段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同时,加强自身的国防力量和国内安保措施。李显龙政府更多的变化将会出现在经济政策上。本届政府将会大力进行改革以推动经济转型,加速向创值型和投资型经济发展。在民生问题上,新一届政府也将会花更多的精力发展“智慧国家”计划,加快医疗、交通、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
简介:后小泉时代自民党三位首相一反小泉急进强硬的对华外交,确立并巩固了'友好互惠、谋求互信'的对华外交基本框架,其要旨在于追求日本的大国地位和'政治正常化',其动因在于小泉对华态势的失败和中日关系战略走向的基本变化,并表现出根本目标与可以变动也必须变动的手段之间的较灵活的协调,从而为日本外交提供了一个务实可行的政策方向。中日关系尽管仍有种种困难,但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按照这一框架运行和发展。就日本而言,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都有必要遵循之,以求适应变动了的东亚大局和世界政治经济;就中国而言,需要尤其从对外战略大局与对日政策之间的基本主从关系出发,在中日关系方面加大战略和政策努力。
简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其继承国,经历了十多年的政治动荡和经济下滑。普京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内政外交新政策,使俄罗斯逐步走向复兴。普京政府在吸取历史和现实教训的基础上,以复兴大国地位为指向,开展务实外交。一方面,它仍视中亚地区为俄传统的势力范围,坚决反对美国的渗透;另一方面,它正视美国介入的现实,采取更灵活的手段争取中亚国家。俄在坚持优先发展与独联体国家间关系的同时,开始对独联体国家区别对待。中亚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但鉴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传统优势,美国政府没有采取冒进的政策,而是稳扎稳打,由点及面地向中亚全面渗透。俄美两国在中亚的战略是相冲突的,这将使两国在中亚展开全面的争夺。
简介:国家始终面临着如何实现国际安全的难题,因而也向来偏好于获得地区与国际环境中的“确定性”。不过,这通常会面临地区与国际形势演进“常态性”及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而在“不确定”时代,这则会体现得更为明显。“不确定”时代的“不确定”实际上表现为全球治理的“失序”,主要呈现在国际经济层面的保护主义、国际政治层面的保守主义、社会层面的民粹主义与国际安全制度性安排的“滞后”等诸方面。这些“不确定”因素深刻作用于国际安全的“确定性”本质,在影响国家实现国际安全的“自助性”和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同时,更使国际体系的“确定性”难有保证。因此,重塑国际安全并不能囿于哪一个范式的解释,它是一项系统的、复杂的国际战略议程,在重塑国际安全进程中依赖于经济领域开放、互惠互利的地区与全球秩序的建立,依托于全球范围内“积极有为”国际安全理念的共享,依靠于国际安全治理制度的“与时俱进”。而在国际安全实践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安全进程中所体现的安全实现路径则为在“不确定”时代重塑国际安全“确定性”提供了一个经验性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