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默顿学派在科学的社会性研究方面首次提出并阐发了科学体制内部微观社会因素与科学知识进步的关系。并对宏观社会因素影响科学发展的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在科学的自主性研究方面最先提出并阐发了科学界的社会规范、科学奖励制度和科学界的社会分层等科学运行机制，有力地从科学体制角度揭示了科学的自主性，并强调了基础研究领域里的科学自由的重要性。此外，默顿通过对多重发现现象和科学天才的社会学分析表明，科学发展既非完全自主因而勿需社会因素的参与，也非完全社会性的因而全部由社会因素支配，而是社会因素和科学内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及科学的社会性和科学自主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较之大科学时代科学发展所呈现的无比丰富性和复杂性，默顿学派关于科学性质的研究仅只是初步的，但该学派所取得的成就是公认的；从科技哲学研究的方法论角度说，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1．“从精神气质分析入手”研究科学与文化的关系；2．高度重视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结合。

简介：伦理道德的本性是＂精神＂,＂精神＂是伦理型文化与宗教型文化的共同话语,由此可以建立起文明对话的话语平台。＂‘精’—‘神’＂的二元构造使其概念地内在理想与现实、普遍性与民族性相矛盾,于是建立一种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寻找其＂中国气派＂便必须而必然。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是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与法哲学的统一。黑格尔所建立的＂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伦理道德的＂精神现象学＂,揭示了伦理道德的形上真理,然而它只是西方精神史的历史哲学表达,并在法哲学层面＂头足倒置＂。伦理世界中的中国话语是＂国—家＂伦理实体,＂中国气派＂是＂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精神哲学规律所造就的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或＂教化世界＂的中国话语是＂内圣外王＂的权力伦理与＂义利合一＂的财富伦理,＂中国气派＂是对国家权力＂为政以德＂的道德诉求和对财富＂为富不仁＂的伦理批判,呈现为对生活世界的道德警惕和伦理紧张;道德世界的话语体系是＂义利—理欲—公私＂,＂中国气派＂是＂求诸己＂的自强不息的精神超越。伦理世界的亲和、生活世界的警惕与紧张、道德世界的超越,三者构成的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和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气质＂和＂中国气派＂就是：伦理乐观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简介：同科学的社会建构一样,对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秉承着建构论的科学主张,但取代把科学作为社会建构的结果,视科学为一种情境性内在生成的地方性成就。基于＂方法的唯一适用要求＂,用作为生成的建构超越作为构造的建构,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科学的理性和客观性的回归。

简介：信息的基本特点是必须依赖于载体而存在,这种依赖性在本体论意义上是随附于载体上,其基本理由有三点：第一,两个物理载体的属性如果存在着物理意义上的不可分辨性,那么载体之上随附的信息也是不可分辨的;第二,信息与载体之间具有典型的不对称性;第三,从不可分辨性和不对称性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信息具有多重实现现象。信息随附性特征的哲学意义在于揭示了,信息在本体论意义上是一种随附性存在,在认识论意义上它是随附于科学。

简介：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经历了多重逻辑下学术话语、研究热点、写作范式等方面的变迁。1978—1987年,近现代哲学研究领域的主流话语是“实事求是”,研究热点是革命史观下的“先进人物”,写作范式处于从“两军对阵”到“认识史”的转变之中。1988—1997年,其主流话语是“追寻智慧”,研究热点转移到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写作范式由“认识史”进展至以“智慧”为中心。1998—2007年,其主流话语是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自此近现代哲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整体中的地位持续下降,研究热点是现代新儒家,同时在近现代哲学整体上取得进展,写作范式更为多样化,并表现出重视历史具体性的趋势。2008—2017年,其主流话语是“文化自信”,近现代哲学研究整体上进入一定的总结阶段,写作范式更为偏重历史具体性,尤其是学术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简介：＂无情有性＂说,是由隋代的吉藏首先明确提出的。道教经过一个阶段的探索和动摇才确立了＂无情有道性＂的立场。麦谷邦夫对于＂道之遍在性＂的强调实际上混淆了＂道之性＂意义上的＂道性＂与＂道性清净之心＂意义上的＂道性＂概念。仔细考察,即便是相似的两个命题——＂一切无情皆有佛性＂与＂一切无情皆有道性＂,由于其中的关键范畴＂佛性＂与＂道性＂的内在含义在许多场合并不在一个层面上,因此,尽管可以大致承认潘师正所言的＂一切有形皆含道性＂的命题为道教＂无情有性＂说滥觞,同时也应该指出,其逻辑基础仍然是＂道之性＂,而绝非＂道心＂。孟安排熟练运用佛教中观学方法,借鉴吉藏＂草木有佛性＂之说,提出＂道性＂是＂不色不心＂＂而色而心＂的,而这一结论是＂无情有道性＂说最重要的哲学基础。

简介：整体性范畴是当代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最重要范畴之一。它要求人们将事物及其运动、变化和发展视之为一个整体，要求人们从世界观和方法沦的高度确立整体性范畴和整体性思维。其核心是在真正弄清事物各具体方面在事物整体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性质、关系、地位、作用、趋势等基础上，认识并按照事物的整体规律去促进其改变和完善，以满足主体性发展的需要。整体性思维的灵魂是全局性、辩证性、可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发展性眼光，其关键是真实、具体、全面、过程性地把握事物的全局和整体。人和社全及其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哲学问题，从总体上看，东方哲学具有将社会视为本体地位和首要价值的传统，相反，西方哲学则更强调人的本体地位和首要价值；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此问题的科学回答。整体性是深化“全面发展”思想的重要路径。

简介：“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都提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在迈向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整个社会需要有更高的文明素质和精神动力。2014年1月11日，上海市哲学学会、伦理学学会和宗教学学会在上海社科院共同举办了“文化强国与精神动力”学术研讨会。哲学学会副会长何锡蓉主持开幕式．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学会处处长王克梅到会致辞。宗教学会会长晏可佳和伦理学会会长陆晓禾分别主持了会议的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两个阶段。哲学学会会长吴晓明对会议进行了精彩总结。来自上海社科界近60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文化强国的内涵、建设文化强国的途径、如何通过价值治理和发挥宗教正能量而为国家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文化的认同与传播，以及如何在汲取自身传统和世界各种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自觉构建新文明类型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简介：儒学在当代中国近30年来有充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而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地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至于与其他传统的哲学理念如何沟通而实现其独特性与独立性,更有待相互认知对等的深化。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于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于此的“三正”之说是: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

简介：关于名称的描述论和直接指称论之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30多年。一种新的名称理论——社会历史的因果描述论（SHCD）基于下述语言观：语言是社会性的,约定俗成的和有生命的。SHCD由下面6个论题组成：（1）名称与对象的关系始于广义的初始命名仪式。（2）在关于名称的因果历史链条上,所传递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关于名称所指对象的描述性信息。（3）被一个语言共同体所认可的那些描述性信息的集合构成了名称的意义。（4）相对于认知者的实践需要,在作为名称意义的描述集合中可以排出某种优先序：某些描述比其他描述更占有中心地位。（5）名称都有所指,但名称的所指不一定都是物理个体,也包括抽象对象、虚构对象和内涵对象。（6）若考虑到说话者的意向、特定话语的背景条件以及相关的知识网络等因素,由名称的意义甚至是其一部分意义也可以确定名称的所指。SHCD简单回应了克里普克对描述论的那些批评以及其他一些逻辑疑难。SHCD与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的分歧和对立,实际上源自两者在语言观上更为根本的分歧和对立。

简介：海德格尔关于being的讨论．是从自古希腊以来哲学家们关于这个概念的看法出发的。这些讨论既有助于我们理解他的相关论述．也有助于我们把握being这个概念的意义和历史。但是，由于中译文把它翻译为“存在”，结果使我们字面上就有许多无法理解的地方。经过把它修正为“是”．则可以消除这些问题。翻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理解的问题。与being相关，对照两种不同的理解，我们可以获得对海德格尔思想的一些新的认识。以此为例，我们可以认识到：应该把being翻译为“是”，而不应该翻译为“存在”；“是”的翻译和理解，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不一定就是逻辑的理解；关于“是”的理解和认识，尽管可能会与逻辑相关，却主要而且首先是从语言方面得到的，即从being这个词的日常用法和通常使用方式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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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易道拨乱》是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思想家、儒学家、哲学家太宰纯的著作，太宰纯（太宰春台）是信州（长野县）饭田人，生于1680年，卒于1747年，字德夫，小字弥右卫，号春台，又号紫芝园，是古文辞学派（萱园学派）创始人荻生徂徕的门人。著有《古文孝经孔安国传校正音注》一卷、《古文孝经正文》一卷、《古文孝经略解》一卷，太宰纯校刻、音注的《古文孝经孔氏传》被收入乾隆钦定的《四库全书》，还著有：《论语古训外传》二十卷、《论语正义》二卷、《论语古训》十卷等书。森銕大年，又称森東郭，江户时期中期的儒者，名鉄，字大年，生于1729年，卒于1791年，千叶县人，他排斥荻生徂徕之学，著有《非弁道弁名》、《易道拨乱辨》等书。本文主要解剖《易道拨乱辨》对《易道拨乱》之辨驳，分析如下。

简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存在着三种类型的实践观，其间的根本区别主要在于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以及在这种理解中所做的本体沦预设。在第一种实践观之中，理论与实践之间只有一种外在的关联，即实践只是获取感性材科和验证认识真理性的手段。而在后两种实践观之中，这一关系则是内在的，但在第二种实践观中，实践实际上已经被理论化了，成了理论体系中的一个奠基性要素，而在第三种实践观中，理论活动则被视为实践活动的—个要素，理论被还原为了一种特别的实践活动。三种实践观对应着三种哲学思维范式：第一种对应于实体性哲学，第二种对应于主体性哲学，而只有第三种实践观才构成了实践哲学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哲学的实践转向。

简介：以实践是一种具体、历史的现实生活为基础，把马克思意义上的哲学终结论解释为以具体、历史的分析取代抽象、超历史的形而上分析这种愈来愈被认可的说法。由于马克思仍然把需要、经济、理性、发展视为一般性、永恒性的东西，而需要重思。实际上，马克思在反旧形而上学之路上前进的距离不能过高估计。对实践的自悖性估计过低是马克思未能继续前进的根源。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对过分的专门化富有意义，但把哲学终结于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马尔库塞式见解也会造成某种漠视。

简介：近年来，西方思想界盛行一股思潮，将民主视为一个反历史的概念，但对现代民主思想起源的考察告诉我们，民主与历史观是不可分割的。对民主的质疑反映了历史哲学中必然与自由之间深刻的张力。在民主制度的确立、主体施为的无限开放性以及历史与政治过程脱节的背后，其实正隐含了未来观的消遁。历史终结论是古典历史哲学固有逻辑矛盾的体现，但古典范式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其核心构成元素的终结；新的历史哲学范式只能是这些元素的重构，而对民主的正确理解取决于一种妥当的未来观。

简介：要真正理解自由，首先就要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谈起。哲学史上的不同解答都未能真正科学地解释自由，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实践的科学含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将实践概念引入后才真正认识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与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并且是真善关的统一。

简介：自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表达了对传统西方思辨哲学的失望态度,消解了传统哲学问题后,20世纪后期西方哲学界弥漫着哲学危机论、终结论之类的悲观情绪,寻找当代哲学的出路成了现实而紧迫的问题,拯救哲学危机的努力使当代哲学走向了多元化的场景。但这是一种哲学的转换、转向,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方式,这种转向表明哲学不仅没有终结,也不会终结,而且在寻找新出路中开拓发展,研究的领域和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了,研究空间也更加开阔更加自由了。实践理性转向和实践哲学的繁荣,便是标志。与此同时出现的生活哲学的复兴,标示了重新回归实践和生活已是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生活哲学与哲学生活的关系、生活与生活世界的关系和生活哲学的涵义与特征是深入开展生活哲学研究的三个具有前提性基础性的问题。生活哲学必须面向生活世界本身,回归到生活实践之中,关注当下时代的发展。

简介：科学表征是用一个人工设计的事物（如模型）描述另一个相关的事物（如自然现象）,其结果是形成科学知识或理论,它蕴含了构成、划界和规范问题,已经成为各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早期的图像论认为表征就是心理图像,后来的相似论主张表征是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同构论认为表征是两个不同事物之间具有相同的数学的或者物理的结构,指代论认为表征是一个事物替代另一个事物,推理观认为表征是一种推理力和认知能力。这些观点表现为科学理论的句法观与语义观之争、建模与理想化之争,形成了表征的紧缩观和实质观,以及分析方法和实践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