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关于党内监督的论述和观点体现了党内监督文化建设的价值内核、核心理念、制度规范以及内在目标。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党内监督文化的价值内核经历了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升华;核心理念经历了从'整党及建党'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再到'全面从严治党'的更新;制度规范经历了从'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接受监督'到'为党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制度保障'的完善;内在目标经历了从跳出'历史周期律'到'保证共产党长期执政、始终为人民谋利益'的发展。

简介：苏维埃俄国在20年代有几个颇具意识形态性质的学术中心，它们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列宁研究院和党史委员会（十月革命史和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和列宁研究院早已成为学术文献的研究对象。它们的研究和出版活动被予以广泛关注。而对它们作为俄共（布）一联共（布）中央机关被赋予的书报检查职能却研究得较少。它们所关注的中心是有关党史以及列宁的生平与活动方面的文献。

简介：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在革命和国内战争年代把最高国家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削弱了苏维埃和政府机关）。有关政治、经济和干部方面的大多数最重要决策都出自该委员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政权具有明显的“寡头统治”性质。与此同时它也留有一些党内民主成分：中央委员会集体作决定。强调个人有发表意见的权力。此外。党的代表大会也是一种民主制度。

简介：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具有成为国际话语和拥有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规定性。但是，自苏联解体后，在“两制共存”背景下，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权存在着被削弱的情况，提升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权是一个严肃而急迫的任务。“两制共存”背景下存在着提升马克思主义国际话语权的价值诉求，无论是解决资本主义全球性问题，还是回应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挑战，都需要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简介：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文艺理论发展的理路与中国革命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与实施的历史逻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争夺的主体是市民,中国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象却走出了一条从平民到以农民为主的工农兵的嬗变之路。于是,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文艺模式最终形成;为了适应工农兵的理解力和审美趣味,又形成了文艺的民族化诉求及理论。"文艺大众化"与"文艺民族化"又建构了"文艺政治化"所内含的文艺与政治的结构模式。

简介：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虽然实行有偿取得制度，但并没有实现国家所有者的收益权。表现在国家仅收取了矿产资源相关税费，而对矿产资源本身以零对价方式出让，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和政府公共事业支出资金短缺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国家只注重国家的矿产资源管理者身份，忽视了矿产资源所有者身份；只注重国家的行政管理职能，忽视了民事收益职能；只注重矿产资源收入二次分配，忽视了矿产资源收入一次分配。因此，实现矿产资源国家收益权，必须促成矿产资源由资源管理向资产管理的转变，改革矿产资源有偿取得制度，在矿产资源出让一级市场实现国家收益权，建立矿产资源流转二级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简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负责检查党组织和党员的遵规守纪情况。1955年,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成立监察委员会取代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纪律检查（监察）机构作出了重大调整。结合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讲话和国际国内、党内党外环境,通过深入挖掘文献资料和具体的语境分析会发现,中央决定成立监察委员会,主要出于五方面的考虑,即加强党的纪律性、纪委职权受限、提高监委地位、加强党内监督、借鉴苏共对监察的重视。总体而言,监察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监督、加强党的纪律性、纯洁党员队伍的重要举措,标志着党的监察工作掀开了新的篇章。

简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在法律上的具体体现。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边际效用逐渐降低，需要合理的制度供给和相应的制度变迁。从制度供给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制度变迁主要经历了政策推动阶段、政策法律化开启阶段、政策法律化深入阶段和政策法律化完善阶段。通过对各阶段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结构和实施绩效的分析，可以发现在土地承包经营权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中，今后制度变迁的发展路径应更注重法律合理化、类型化变迁和政府守法等方面的改良。

简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一方面，适应世界现代化的潮流而必然实行的市场化改革。以及在与国际对接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都难免被弱化；另一方面，在当代西方强势文化的包围中，缺乏有力的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独立自主和本国特色就无从谈起。从现实看，当代中国思想界很容易走两个极端：要么抓住前一方面淡化意识形态，要么抓住后一方面强化意识形态，其集中表现就是关于“两个邓小平”的误读。如何把握当代意识形态弱化与强化的态势。避免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大失误，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本文依据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阐发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面临着重新定位和变革的严峻挑战下，以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为思想基础，以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统一为价值基础，成功地塑造了当代中国的新形象，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有力地保障了中国现代化事业平稳健康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