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摘要】:新能源是指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的新型能源,具有可再生、环境友好的特点。随着我国节能环保政策的推进,目前各地逐步构建新旧能源并行的新型电力系统,促进新能源消纳成为电力市场研究的重要课题。为了解决电力现货市场中新能源消纳不足的问题,需要对现有的交易机制进行改革,从而促进新能源市场发展。文章新型电力系统中促进新能源消纳的电力现货市场交易机制展开研究,以其促进新能源的市场消纳。
简介:PM2.5引起的健康危害日益受到广泛关注,但其确切的损伤机理仍不完全清楚,目前也缺乏有效拮抗PM2.5损伤的天然活性物质。因此本文对北京市PM2.5造成CHO细胞的损伤作用及天然物质的拮抗作用进行研究,结果可为PM2.5污染治理和疾病的预防提供科学依据。通过CCK-8法测定细胞存活率;通过流式细胞仪测定细胞凋亡;用荧光探针DCFH-DA法测定ROS;提取细胞内总蛋白并测定其中SOD含量;以及通过WesternBlot法分别测定了p-akt/akt、p65及Bad的相对表达量。结果显示:(1)10~40μg·mL-1的PM2.5可明显降低CHO细胞存活率,并呈现极显著的剂量-效应关系(r=-0.964,P〈0.01);15μg·mL-1PM2.5可以显著增加细胞凋亡、引起细胞内ROS增加、SOD含量下降;p-akt/akt、p65表达量增加说明Akt通路与NF-κB通路均被激活。(2)20μmol·L-1阿魏酸、50μmol·L-1绿原酸和10μmol·L-1荭草素预处理可拮抗PM2.5引起的细胞存活率下降以及细胞凋亡率增加,同时降低细胞内ROS并增加SOD含量,下调p-akt/akt、p65及Bad的相对表达量。其中20μmol·L-1阿魏酸的保护作用最佳。结果说明,PM2.5引起的CHO细胞损伤与细胞凋亡与Akt和NF-κB通路的激活有关;三种天然活性物质具有拮抗PM2.5造成的细胞损伤的能力,其保护机理是通过其降低PM2.5引起的细胞内氧化应激反应,进而降低被PM2.5激活的Akt通路与NF-κB通路和下调Bad蛋白表达量来实现的。
简介:本文基于转基因食品事件的微博数据,运用扎根理论分析方法,结合PADM理论、启发式-系统式理论与应对行为理论,探究转基因食品事件中消费者应对行为的特征、规律及其形成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事件的认知受伤害属性、信息源、事件响应的影响;处于防卫动机、从众心理强的消费者采用启发式信息处理路径,在未仔细评估的情况下直接形成决策和应对行为选择;处于准确性动机、了解转基因知识的消费者会采用系统式信息处理路径,基于对转基因食品事件情境的认知形成感知和判断,包括风险感知、利益相关者感知和行为感知;继而通过决策制定选择相应的应对行为。研究结论对于提高转基因食品事件的风险沟通效果、引导消费者形成合理的应对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简介: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源于地方创新并在中央层面被制度化后在全国范围内被普遍推行,至今已经历十余年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可被视作包括横向和纵向扩散的政策扩散过程,对其中扩散机制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该决策机制实施状况与效果。基于对69份地方政策文本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扩散过程中可能出现政策学习、强制和模仿三种扩散机制;其中,横向扩散更多地表现为政策学习和模仿的产物,而纵向扩散则在更多地表现强制机制的作用的同时亦存在学习和模仿的可能。要改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实施效果,需在正视强制机制作用的同时减少模仿的发生,更重要的是应更好地促成政策学习。
简介:转型期中国社会冲突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类型,这种类型的冲突是指政府以公共利益推进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发展,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并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以致政府建设的项目常常受到阻碍,甚至成为诸多冲突发生的根源。因此,如何治理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是十分重要的研究课题。但从国内外的文献来看,现有研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并不多。故而,本论文以一个公益拆迁事件引发的冲突治理事件为例,试图探讨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的治理机制。论文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信任机制是政府作为当事方的冲突的恰当的治理机制。这是因为权威机制遇到了信任危机,市场机制又缺乏应有的环境,不能有效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信任机制具有传统和社会的基础,是当前的可行的治理机制。但是源于中国的体制和制度的特殊性,信任机制需要辅之以权威机制和市场机制,形成信任机制主导的合作治理模式,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冲突治理的作用。本研究不仅极大地丰富了现有冲突治理的理论研究内容,而且对于政府冲突治理的实践也有重要参考价值。论文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是,针对我国大量的类似的冲突治理案例,运用统计方法分析该类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共性特点,以期形成更具普遍性指导意义的研究理论。
简介:群体感应抑制剂(QSIs)具有不会产生抗药性的特点,从而被作为抗生素的可能替代品,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因此其存在着与传统抗生素环境联合暴露的可能,但是目前尚缺乏相关联合效应的研究。本文以大肠杆菌(Escherichiacoli)为受试生物,测定了7种QSIs(DL-焦谷氨酸、N-乙烯基吡咯烷酮、呋喃酮乙酸酯、2-甲基四氢呋喃-3-酮、3,4-二溴-2(5H)-呋喃酮、(R)-3-吡咯烷醇、D-脯氨醇)分别与磺胺甲恶唑(SMX)和盐酸强力霉素(DH)的二元联合毒性,并初步探讨了它们的联合作用机制。根据结果分析,前5种QSIs作用于AI-2类信号分子介导的群体感应系统,与AI-2类信号分子竞争结合LsrB蛋白,此通路与SMX、DH的作用通路互不影响,因此联合效应为相加;后2种QSIs作用于AI-1类信号分子介导的群体感应系统,与AI-1类信号分子竞争结合SdiA蛋白,而SMX、DH的作用可能刺激SdiA蛋白的表达,从而需要消耗更多的QSIs与SdiA结合,因而联合效应为拮抗。本实验研究可为传统抗生素与QSIs联合暴露的生态风险评价提供一定理论基础。
简介:雾霾给居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危害,尽管学术界已对雾霾成因、构成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有关雾霾风险感知的研究依然不多。本文从社会脆弱性和社会建构性视角出发,利用2018年上海市1656份居民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雾霾风险感知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雾霾风险感知同时存在脆弱性和建构性两种机制,很难说哪一种机制是主导或是根本性的,但是两种机制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存在“叠加效应”,即拥有脆弱性特征并处于建构性环境的人群会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风险感知。最后,本文认为利用建构性机制,加强风险沟通,推动空气信息和雾霾知识的科学传播,有助于提高居民对雾霾风险的重视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