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西安地处内陆,和西方文明直接交汇的时间较晚,近代工商业、交通、新文化等城市文明要素的发展相对滞后.从长远的“历时态”看,西安的城市结构与功能处于逐步完善的变动过程之中.“都城时代”西安的城市图景与社会生活,在多个具象层面,已经得到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而“后都城时代”特别是民国时期的西安城市研究,还可再探.1920年代,西安近代化的城市建设尚在初步进行中,社会生活亦处于新旧转轨之际.历史学家王桐龄旅陕后所著之《陕西旅行记》与《陕西在中国史上之位置》,有对1920年代西安的市政建设、文教事业、实业状况、交通设施、社团组织、民俗宗教、日常生活等多方面的记载.本文拟以此为基础,并与同时代其他有关资料互相参照,对民国时期西安的城市建设和社会生活做一窥探.
简介:抗战后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开始沿承总理遗教,实施“宪政”统治。为了使其宪政之治初备民主色彩,国民政府决定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由委派制转变为选举制。甘肃乡镇保长民选亦在国民政府的一再催促下于1945年开始实施,然因其地僻处西陲,财力、人力均极缺乏,民众思想陈陋痼弊,乡镇保长民选一开始便举步艰难。加之内战的爆发和田赋兵役的持续加重进一步加剧了村民与乡镇保长的矛盾,乡镇保长职位不再成为乡村精英竞逐的对象,随选即辞或被迫就任者屡见不鲜,本欲借助选举以提高乡镇保长素质的民选制度却进一步加剧了乡村权力结构的失衡。面对乡镇保长群体性劣化和乡村秩序的紊乱,甘肃省政府在内战尾歇之际被迫将乡镇保长的产生模式再次由选举回溯为委派。乡镇保长民选的异化及最终失败的结局,宣告了国民政府在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的时境下试图通过民主的幻象来挽救日趋消亡的政治声誉,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民主的滥觞。
简介:1930—40年代,主要是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时逢甲午战争的40、50周年。在国难当头和抗日御侮的情势之下,中国学界掀起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并取得了空前且丰富的成果。在抗战爆发前六年间,当是一个硕果辈出的阶段,尤以王芸生、王信忠关于甲午战争外交史,张荫麟关于甲午海战史,千家驹关于甲午战争与中国财政的论著为代表;八年抗战期间,则以总结与反思的成果为主;战后除了继续有所反思之外,则深入到中国内政的研究,并以刘适的论著为代表。关于甲午战前史,无论是在外交史背景上的考察,还是关于朝鲜问题的专门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观的见解,均具有创新和奠基性的学术意义。关于甲午战争史,对于外交史的继续探讨以及甲午海战史和中国内政史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且影响及于后世;围绕着李鸿章的评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展现的与国民党主流意识形态迥异的政治立场和学术见解,对于1949年后的大陆学界自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甲午战败主要是出于中国方面的政治、军事等方面原因的探究以及关于历史教训之总结与反思,则表明了中国学界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理性思考与进步。中国学人们在此期间于甲午战争史研究上所展现的时代情怀、使命意识和学术责任,其本身就构成了中国文人学术抗战史的重要内涵,亦成为后世和当今学界之光荣传统。
简介:《醒狮周报》的撰稿人基本上出生于1890-1900年之间,他们在青年时期大多就读于都市的新式学堂,后在国内高等学校或国外继续深造,所从事的职业部门也集中于大学、报社与出版社等新型自由行业。将各撰稿人汇聚成群的联结纽带主要是对国家主义的共同兴趣和信仰。这一新型聚集途径的出现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后科举时代”知识分子新的聚集方式与身份认同的产生。但《醒狮周报》撰稿人对“国家主义”的侧重点不尽一致,曾琦等人看重的是“国家主义”这块政治招牌,王光祈、余家菊等人视民族文化的复兴为“国家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何炳松、邓叔耘等人则将兴趣放在国家主义学理的探索上。在长迭两年(1924-1926)的办报过程中,随着《醒狮周报》本身思想主张的变化,以及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其撰稿人队伍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分化。通过研究《醒狮周报》撰稿人的构成、聚集与分化的情况,有助于把握1920年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
简介:1961年后期,为了将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中共中央对苏共二十二大采取了暗中斗争的方略,对定性为是集修正主义之大成的苏共新党纲不做公开直接的批判。其后,随着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中共从维护阿尔巴尼亚党人手,开始着手与苏共进行新一轮意识形态斗争。中苏关系缓和的局面结束。1962年新疆中国边民外逃苏联的伊塔事件、中苏在加勒比海危机和中印边界战争期间的外交较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中苏关系性质的认识,影响了两党继续务实地寻求共同利益,求同存异,保持关系的基本稳定。特别是毛泽东把中共党内反省三年来政策失误时显露的否:毫“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倾向,当作是对赫鲁晓夫关于中共国内政策批评的呼应,进而:重新检讨与苏关系问题,警惕国内外修正主义分子勾结起来进行颠覆活动。与此同时,国际左派队伍的形成使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共作为共运领导中心的条件已具备、时机也已成熟。中共做出了中苏两党矛盾已成为敌我性质、赫鲁晓夫已成为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判断。毛泽东最终调整对苏方针的基调,改以妥协、让步、缓和关系为主为以主动进攻、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主。中共开始与苏共进行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大论战。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成为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