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汉末的五斗米道从巴蜀汉中迁徙到中原,永嘉之乱时再从中原迁徙到江南地区,汉末五斗米道与晋宋天师道是一源单绕的传承,这几乎已是早期道教史中一个固定的论述模式。本文认为降曹之後的五斗米道,很难再保有自己的宗教组织形态;永嘉之乱时从北方传到江南地区的道教组织,主要是来自青徐兖豫诸州信奉“大道”的南渡流民。束部地区的“大道”信仰源自汉末的太一崇拜,与五斗米道不同。从地域和信仰上,都可说明两晋之际传入江南的道教组织,并非来自巴蜀汉中的五斗米道。这些青徐之地的北方流民,被晋、宋政府集中在京口、晋陵一带,给予户籍和赋税政策上的特殊待遇,也是理解《三天内解经》《陆先生道门科略》等六朝天师道经典的重要历史背景。
简介:现存《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题严可均辑,嘉道以来论此书者也大多肯定严氏贡献。然而,由于论者并未对此书纂辑过程进行详细考证,且对相关史料多有误解乃至曲解,致使此书另一纂辑人孙星衍的贡献,一直未能得到正视。就纂辑实情而言,此书应题“孙星衍、严可均辑”,方能得事理之平。
简介:沈周与北京文官群体的交往,是关于沈周其人其艺研究中值得注意的现象。作为明中期文坛领袖并积级参与绘画品评的李东阳,是北京文官群体中具代表性的人物,且与沈周往来颇多。本文从李东阳对沈周绘画的鉴藏入手,结合存世绘画作品与文献记录,考察交往的建立与收藏途径、题跋与品评、鉴藏行为与沈周绘画的互动等细节,试图厘清以李东阳为代表的明中期北京文官群体对沈周及其绘画的态度。本文得出结论如下:沈周与北京文官群体的交往,有赖于苏州籍北京文官的促成,书画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沈周的绘画能够在更广阔的地域产生需求,与北京文官的持续关注和频繁的鉴藏活动相关。北京文官的鉴藏行为,曾对沈周的绘画产生影响,而沈周在绘画主题与风格上的选择,也积极地回应并参与到了北京文官的生活和文化空间之中。
简介:在依据《天圣令》复原的唐《厩牧令》中,有三条令文专门涉及死畜的处理之法。结合长行马文书可知,《厩牧令》复原52“其皮肉,所在官司出卖,价纳本司”的规定,在具体实践中表现有二,出卖皮肉、交还价金的具体负责人既可以是领送的马子,也可以是死亡地的官司;复原53“并中所司,收纳皮角”的规定,是指在外的官畜死亡之后,负责救疗的机构应中牒于自身所属的州府兵曹,来决定死畜皮角的处理方案,但最终仍以交还原属机构为原则,至于如何交还、领取,或许由已亡佚的唐式加以规定,这与日本《养老令·厩牧令》规定的“充当处公用”不同,是唐、日《厩牧令》的又一差别。此外,无论是唐令还是文书,所载“皮肉”、“皮角”等都可能包括筋、脑等其他部位,这就涉及到《厩牧令》复原51的规定内容。
简介:民族和疆域是中国通史编纂的基本问题。中国通史编纂是白寿彝先生一生最重要的学术事业。他对民族、疆域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论述,从而奠定了其主编中国通史的理论基础。他关于中国历史的民族理论可以概括为"四类范型,一个趋势"。四类范型指中国历史上的四类统一范式———各民族内部的统一、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多民族统一。一个趋势指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尽管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趋势为统一是主流,民族之间的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在疆域问题上,他明确地说,应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作为编写中国通史的地理范围,而对皇朝史观在疆域问题上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了分析和批评。白氏中国通史是中国史学家在国际上建立自己的中国通史话语体系的标志性著述,反映了中国史学家对自己民族历史的爱护和自信。
简介:江西南昌市新建区琊墩汉墓M1(海昏侯刘贺)的发掘引起了考古界乃至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关注,新闻媒体也予以多角度跟踪报道。该墓葬本体规模宏大。由甬道、东西车库、回廊形藏陶、便房等构成.设计严密、结构复杂、功能清晰,是西汉中晚期列侯等级墓室的典型范本。经过近五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已基本确认紫金城城址就是汉代海昏侯国的都城遗址,它与城址外包括墎墩汉墓在内的庞大汉墓群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是重要的国家级历史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学术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为我国近年来考古项目最重要的新发现。同样也是目前发现面积较大、保存较完整、内涵丰富的汉代列侯墓园。而主棺是其中最重要的出土遗存.基于工地现场对主棺周边遗存所采取的应急处置保护的基础上,对主棺则使用了整体套箱起取的方式进行了现场包装。针对不同埋藏环境的出土遗存,需要根据具体实际情况及遗存埋藏形式,采取安全、简便、快捷、有效的方法措施进行包装起取:
简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产生以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为基础和开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逐渐形成并确立起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内在逻辑发展的最高成就。"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符号与中国既有疆域相对应,以国家认同为基础,也就获得了确定性的内涵和稳定的边界,这一民族符号符合中国社会整体利益,获得广泛认同,成为重要的精神力量和政治资源。中国共产党如何利用这一符号阐发其凝聚民族力量、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张,修正和限制民族主义的内在缺陷,指引和塑造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成为当代中国培育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关注的重要议题。
简介:本文旨在研究北京大学所藏朝鲜版古文献的资料价值。据统计,现北京大学所藏的朝鲜版古文献共300余种,3,600余卷,这些资料无论在质上还是量上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中,有14种善本被收录于《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2014)中并公之于众。这些文献将成为解决一系列问题的重要资料。包括朝鲜版古文献是以何种途径传入中国的,其中是否包含韩国国内所罕见的文献,以及这些文献与韩国现存的文献之间有何种关系等。基于上述考虑,本文第二章将先简要介绍《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一书,第三章则将针对《朝鲜版汉籍善本萃编》中收录的6种"集部文献",对其内容及资料价值进行分析。本研究将有助于了解韩国学相关的古文献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对回顾古代中韩两国书籍交流的轨迹,探明中韩学术史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