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有人说“属于军事机密的规范性文件”,不应列入军事法的范围,这是“因为他们不具有公开性”。我认为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军事法作为调整一定范围内涉及国家军事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的。从这一概念入手,就可以比较清楚地勾划出我国军事法律、法规的基本范围了,作为调整武装力量内部军事关系的军事法规,绝大多数是以条令、条例的名称出现的。它是由有立法权的权力机关颁布,用简明的条文规定

简介：历史与现实表明,全世界赌博从来未曾禁绝过,成为一种经久不衰的社会历史现象.在经济飞速发展、科技突飞猛进、法制日渐完备的今天,赌博仍是社会的一处独具"魅力"的风景线,城乡赌风日盛,屡禁不止,已成为一大社会公害,禁赌任务十分繁重.之所以如此,与赌博自身的本质特性分不开,也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密切相关.因此,禁赌斗争必然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

简介：侦查讯问的合法性,是指侦查讯问活动按照刑事诉讼法对侦查讯问的主体、讯问的方式、讯问的地点、讯问的顺序、讯问时应当保障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要求来开展;侦查讯问的公正性,是指侦查讯问的实体内容和讯问程序过程要体现公平、公道、合理、正义等价值目标.但我国现阶段的侦查讯问仍存在着不公正性的问题,要克服这种不公正性,可以确立有限沉默权的原则,完善立法,提高执法理念.

简介：与传统报应或预防性刑事司法的单一目标不同，恢复性刑事司法以广泛的社会修复为目标，因此在其实践中必将面对各方主体的不同利益需求所引发的冲突，从而陷入多元价值的选择困境。传统的刑罚目的观念无法解决恢复性刑事司法的价值选择，只有新报应主义刑罚目的刑罚纯粹化的观念，能够与恢复性刑事司法去刑罚化的内涵相互印证，相互衔接。新报应主义刑罚观通过其内含的“具体正义”、“均衡”要素，完成了对传统报应性刑罚观的修正，并使恢复性刑事司法制度能够协调各方面的利益，最终达成社会修复的目标。

简介：监视居住属于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于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能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剥夺人身自由。监视居住有其独特的功能和价值，但必须严格遵守适用的条件和程序。违法采用监视居住措施，可能使监视居住成为变相的羁押措施，并为刑讯逼供的实施提供便利。为此，检察机关应当强化对于监视居住决定与执行的法律监督。

简介：法律的生命在于其有效实施。我国反垄断法制定以后,如何保障其有效实施已成为一个重要任务。反垄断法的实施包括中央层面的实施,也包括地方层面的实施。然而,不管是在反垄断法的制定中还是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我们对于反垄断法在地方层面的实施关注都很不够。本文以此为焦点,对我国反垄断法地方性实施的必要性问题进行了论证。

简介：违法性概念在整个法领域应当统一理解,还是在不同法领域可以分别加以理解,是一个极有争议的理论问题。围绕这一争论,主张违法性判断在法秩序整体中应当统一理解的违法一元论倾向于违法的统一性;与此相反,主张刑法中的违法性是以是否值得处罚为前提,因此,刑法中的违法性不同于民法、行政法中的违法性的违法多元论则倾向于违法的相对性。违法性在其根本上,在法秩序整体中应当统一理解,但是,其形式可以具有各种各样的类别和轻重阶段。一个行为作为犯罪而受到处罚,一定要具备相应的＂质＂和＂量＂,应当具备可罚的违法性。

简介：公益性诉讼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类型诉讼。我国侵害社会公益的事件频发，但对于公益性诉讼制度法律却未确立。在司法实践当中，已有公益性诉讼出现，因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法院难以对此种案件做出处理。而理论界对我国是否应当建立公益性诉讼制度意见不一。从公益性诉讼确立的法理基础、宪法依据和现实依据等三个方面，详细论证了我国建立公益性诉讼的可行性，明确提出了应当在我国建立公益性诉讼制度。

简介：在现代行政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效力概念已不足以解释变化的现实。通过学理分析可以发现，传统的效力概念背后蕴藏着“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两个维度。正确性效力只有有或无的区别，有正确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服从；权威性效力可以在程度上区分大小，有权威性效力的规范应当得到尊重。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正确性效力背后的正确性是一种拟制的正确性，权威性效力背后的权威性则是理论权威与相对制度权威的结合。在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区分的理论框架之下，对于规则的司法审查应建立起先正确性效力后权威性效力的审查方式。

简介：德国、日本等国刑法明确区分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未作此区分，故不能按照德国、日本的刑法规定确定我国刑法中的财物的外延；在我国刑法中，财物应当包括财产性利益；盗窃罪的对象既可以是财物，也可以是财产性利益。但是，“盗窃”以行为人将他人占有或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或者享有为前提。盗用他人交通工具或者盗窃欠条的，成立对交通工具或者欠条的盗窃，而不是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由于非法占有目的的对象包括对财物本身的占有以及对财物所蕴含的经济价值的占有，所以，对于盗用他人交通工具或者盗窃欠条的行为，可以按行为人所取得的经济价值计算盗窃数额。对于侵害他人不动产的案件，需要区分行为对象是不动产本身还是不动产的产权，进而确定侵害行为的性质。

简介：国家义务可诉性取决于两个要素：首先,是不是法律义务,是不是具体的法律义务;其次,义务的履行主要取决于相关公权力主体的态度还是能力。在国家义务的三层次中,尊重义务是典型的可诉义务,保护义务的排除和救济部分具有可诉性,给付义务中具体层面的给付义务具有有限的可诉性。

简介：发明创造是人类精神劳动的产物。在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它起了极大的作用。它有着自身的特点,需要特殊的法律——专利法保护。那么,是不是所有的发明创造都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呢?

简介：含混性是语言的固有属性，含混性研究与建构一种逻辑清晰的人工语言体系努力伴随而生。含混性语言可以类型化为量的含混与质的含混，语义含混与语用含混。法律语言的含混性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既要面对“边界情形”问题，还与法律的普遍性效力存在张力。即使如此，面对显示案件中的价值判断和立场分歧，法官有时不得不应用含混性策略来权衡各方利益。法律语言的含混性能够确保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拓展公民自由行为的空间，推进道德评估与价值衡量的多元化以及权力运作的平衡。对于法律含混性存在的弊端问题，可以从规范表述、法律思维和焦点转化等层面来化解。

简介：如何对待该当性是不同刑罚理论相互区隔的核心密码。但是,该当不仅指面向过去的惩罚,还应包括面向未来的奖赏,以期在正义的范围内更大程度地影响人的社会行为模式。罪刑之＂该＂即刑事责任的有无,此为启动刑罚权之前提;罪刑之＂当＂即刑事责任的大小,此为刑罚配置之标杆。刑罚既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也不是为了宽容而宽容,刑罚的价值在于：一个人因其所作所为而受罚,社会上每一个人的自由度得到有效增加,社会却因之而更加安全。

简介：鉴于收益在可税性理论中的重要价值,本文以几种重要的收益分类为线索,分析在税收立法上对各类收益作出选择、取舍时可能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出和探讨影响收益可税性的主要因素及其关联性,揭示其与国家征税的价值取向、税法宗旨、原则等方面的内在联系,从而展示收益的可税性研究对于解决税法理论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的重要意义。

简介：<正>我国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们的常务委员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备案。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制定地方性法规,是省级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由于制定地方性法规是一项新的工作,从几年来的实践情况看,对什么是地方性法规,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程序和原则要求等等,很有研究探讨的必要。

简介：原创性是作品可版权性的核心要件，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作品来源于作者，而不是抄袭他人作品的结果；原创性并不包含艺术价值和新颖性的要求；个性的存在是原创性的直接证据；在特定作品中，版权法的原创性要求可能与这些作品将要实现的社会价值相冲突，版权法需要作出适当平衡；创作意图的存在与否不应当成为原创性的要件；额头出汗原则不应当成为现代作品获得可版权性的基础；原创性是否包含创造性应当视作品类型的不同而作不同处理。应当将作者导向型分析与作品导向型分析，特征导向型分析与目的导向型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对作品是否具有原创性作出适当的界定。主观性的表达可能受版权法保护，但客观性的事实却不具有可版权性。

简介：对规范和事实的不同安置，以及由此折射出的对合法性与正义性的不同态度，构成了西方法学史的全部。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纠缠于规范与事实、合法与正义之间的争论似乎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而从现代西方哲学的商谈理论中我们发现，只有放弃学术立场上的任何一种“独断”，实现规范与事实、法律共同体与相应“听众”之间的合意，并对合法性与正义性进行适合法学语境的重新解读，才能最终缓解甚至消除合法性与正义性（妥当性）之间的冲突。

简介：指导性案例中的那些部分具有指导性？应当如何使用指导性案例？判决书是指导性案例的本体，其中的判决理由、法律说理、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或判决结果都可以具有指导性。需要仔细辨析判决书中的法律说理和事实认定，并改进判决书的写作。裁判要旨与案例评析是判决书之外具有指导性的部分，对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应当规范对裁判要旨和案例评析的制作并超越裁判要旨。在判决书中引用相应的指导性案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法院的科层制结构对指导性案例的使用和指导性的实现具有实际影响；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具有交叉关系；完善对指导性案例的选择和使用需要积累经验、提高能力、增加共识。

简介：沉默权制度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奉行的一项旨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人权的刑事诉讼制度。我国尽管加入了有关的国际条约，但尚未在法律上将其正式加以确定。在我国确立沉默权制度不仅是必需的，而且也是可行的。（一）是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必然要求；（二）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行为和提高办案人员的执法水平；（三）可以加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防御力量，维护司法结构的平衡。（四）实行沉默权制度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五）我国